2020年中国法律市场:变则通,不变则壅

作者 / 智合研究院

如何评价中国律师业40年的发展?

过去40年,中国律师业从废墟中起步,在起步中发展,在发展中壮大,以每年新增2000家律所、5万名律师的速度雄踞亚太,笑傲全球。当世界律师大会在中国举办之时,我们知道,中国律师已然站在了世界的舞台。

在过去的2019年,中国法律市场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一方面,中国律所用战略,用勤勉,用制度,劈波斩浪,用优质的服务满足市场的需求,在国家法治和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局势、经济发展、技术破壁、巨头跨界,让未来的发展透露出了些许不确定。

塔勒布在《反脆弱性》中写道:“风会熄灭蜡烛,却能使火越烧越旺。”

2020,风云激荡。变的,是时代,是技术;不变的,是中国律师的品质与雄心。

40年来,中国律师业已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组织体系完整、地域分布与覆盖广泛、业务门类及服务方式多种,行业生存与发展生态趋好、社会关注及吸引度高的行业。

从中国律所的增长速度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中国的GDP只有5333亿元,世界排名位居11位。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18年中国的GDP达到了900309亿元。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中国仅有律师事务所2350家。

1986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标志着中国律师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1986年,我国共有律所3198家。但在32年后的2018年,中国律所的数量增长到了3万多家。在这期间,中国律所增加了约2.7万家,增长了近10倍。在最近十年,中国律所的数量亦实现了翻倍式增长。

1979年,美国律师的人数为498,249人,远超中国律师行业刚起步时的律师人数规模。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42.3万多人,每万人拥有律师人数达3.2名,而美国每万人律师数达到了40.6人。在过去十五年间里,我国律师人数的增长率为196.84%;美国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律师增长率仅为26.45%。

自1979年始、特别是1992年之后后,我国律师执业人数逐年呈较大幅度增长态势。2018年年底,我国执业律师已从1979年的212人增加到42.3万人,其中,专职律师36.4万人,兼职律师1.2万人;律师与人口总量之比已达万分之三。

从近五年的年均增长来看,中国每年将新增5万名执业律师。青年律师代表着行业的未来。眼下,在律师协会层面,优化了青年律师的培训机制,制定专项计划,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培训的模式,并尤其注重对青年律师中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的培养。而在律所层面,则建立了明确的晋升机制,并形成多元化、常态化、多层级的培训体系。针对律师的职业培训,将成为行业未来发展的主题之一。

根据《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纲要(2018-2022年)》,到2022年,我国执业律师人数将达到62万人,每万人拥有律师数达到4.2名。

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堪称律师行业的“中国速度”。但律师人数的跨越式增长,也为市场的供给端带来了压力,行业竞争愈发激烈。未来,中国律师业将从关注规模的提升,到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律所内部的管理升级,进行专业资源的整合,以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服务和产品,

当前,中国律师业的头部效应明显,尤其是北上广深等城市,已有许多律所单体办公室的人数规模超越百人,部分律所的全所执业律师人数已达到了五百人,甚至一千人、两千人、五千人的规模,其治理结构、管理水平、软硬件设施均已与国际接轨。从境内分所布局来看,已有许多中国律所的分所数量达到了10家以上,甚至20家、30家以上的规模,覆盖了国内经济发达的主要城市和地区,形成了集团军的态势,并朝着分所一体化协同的方向发展。

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律师队伍的规模、结构、区域分布仍然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行业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许多中西部地区大所正扎根本土市场,寻求突围之道。

在目前中国的3万多家律所中,有93%是30人以下规模。对于中国律师业的整体发展而言,“红圈”、千人、亿元确实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但行业的未来,是由千千万万的中小律所组成。因此,促进先进带动后进,大所带动小所,使得律师行业整体均衡式的快速发展,进而推动中国的法治,是当代中国律所和律师的责任和使命。

2019年,世界律师大会在中国举行。本届大会以“科技进步与法律服务”为主题,会议期间成立的“一带一路”律师联盟为中国律师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中国律师的国际化时代到来,涉外法律服务的井喷效应将会到来。

从全国层面来看,截至2018年底,中国律所在境外开设了122家分支机构,派出或聘请国内外律师为企业提供相应服务,其中在美国24家,占19.67%,在欧洲国家17家,占13.93%,在亚洲国家和地区53家,占43.44%,在其他国家和地区28家,占22.95%。2018年,中国律师事务所在境外分支机构共办理各类法律事务3.2万多件。

据统计,2018年我国涉外律师共办理涉外法律事务近12.7万件,其中跨境投资并购类近1.5万件,占11.76%,知识产权类7.4万多件,占58.56%,“两反一保”类800多件,占0.6%,在境外参与诉讼、仲裁3400多件,占2.7%,其他3.3万件,占26.33%,共服务中国国企1600多家、民企6900多家。

从地区层面来看,据统计,北京目前共有涉外律师2200余人,占律师总数的6.5%,涉外律师数量居全国领先地位。

上海从事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的涉外律师快速增加,许多上海律师已参与高端法律服务领域,并由过去仅仅在国际项目中发挥辅助作用,到现在越来越多地牵头主导跨境法律事务。2019年8月,科伟与史密夫斐尔在上海自贸区联营,成为上海自贸区内开设的第6家联营办公室。目前,上海正朝着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努力。

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契机,广东推广粤港澳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吸引港澳律师事务所在广东设立代表处,协同港澳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仲裁联盟、粤港澳大湾区调解联盟,建立了粤港澳三地律师服务专业领域名录,目前广东省律师执业机构中共有外国、港澳律师所驻粤代表处31家,粤港(澳)合伙联营律师所11家。

浙江根据地缘因素,建立了全省法律服务海洋经济律师人才库和“浙江海洋经济法律服务网”,向全社会推介服务海洋经济的优秀律师,对接涉海、涉外法律服务需求。

2019年7月,江苏发布了《关于加快海外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表明将在阿联酋、俄罗斯、巴西、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等6个国家推动建立海外法律服务中心,形成覆盖“一带一路”主要区域的海外法律服务站点布局。

从律所层面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亚太地区、独联体国家(CIS region)、非洲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能源、基建、农业领域有着大量的投资需求。这是中资所发展涉外法律业务,进行国际化布局的绝好机会。

目前,中资所在与外资所的竞争与合作中的优势逐渐显现,尤其是在与“一带一路”有关的项目当中。在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government-run political project)中,中资所除了服务好客户之外,还需与中国的银行进行密切合作。在大型复杂跨境涉公司、资本市场、金融法律业务中,中资所还需熟悉美国或英国等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客户通常会让中资所与外资所之间进行通力合作。

开设海外分所、与境外律所合资办所、跨国合并、瑞士法人结构、“Best Friend”、品牌联盟、跨国联盟、联营、加入国际律师组织等,是中国律所国际化的主要模式。

根据智合的调研,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选择涉外律师对于费用并不特别敏感,更希望其能在企业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方面提供专业建议。同时,在合作过程中,律师对新情况的反应速度、察觉甲方需求的能力、境内外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以及甲方的参与度,都是企业所看重且期望律师能够做到的。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这是我国第一份以“都市圈”为主题的中央文件,标志着都市圈时代正式来临。

以中心城市为引领的都市圈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其中尤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带来的变化最大,需求最多。

围绕都市圈、城市群,中国的区域性法律市场将迎来更快的发展。基于国家政策和本土市场的需求,区域性律所深耕当地,寻求战略升级和突围之道是当前中国律师业的发展主题之一。

在《2020年钱伯斯亚太指南》中,在“公司/商事”领域,共有45家律所位居各省市的Band1,其中既有区域性的本土强所,亦有京沪大所的分所,纵横交错。而且,最新一期榜单新增了“公司/商事:中部”与“公司/商事:西部(陕西/甘肃/山西)”两个领域,凸显了其对中西部法律市场的关注。

在当前中国法律市场,一方面,市场中的高端业务向头部大所集中,“首例”项目/案件多由红圈、大所承办;另一方面,大所纷纷布局区域性市场,以其先进的管理模式、培训机制、专业协同、客户渠道为当地带来了活力。挑战之下,也为区域性律所走出本地市场,思考前沿问题,进行自我革新,创造了机遇。眼下,我国的区域性法律市场已经诞生了许多百人以上、亿元体量、人均创收破百万的大所、强所。

其实,规模化和精品化,是律师事务所发展的两条路径,但二者并不矛盾。规模化,可以让律所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构建全产业链的法律服务体系;而精品化,则事关品质,决定了区域性律所能否占据市场的头部。

深耕本土,战略布局,创新驱动,专业化、产品化、规范化,是区域性律所突围的重点与核心。

2019年,中国律所在规模和创收的道路上继续狂飙突进。以大成为例,至2019年底,其已在全球73个国家设立181家办公室,全球执业律师已经超过1万名。

2019年11月,《亚洲法律杂志》(ALB)公布了2019年中国规模30强律所排名。ALB搜集了各家律所中国办事处合伙人和律师人数,对于未提交数据的律所,ALB根据调研的数据进行排名,未能全部覆盖所有规模大所,因此本数据仅代表ALB的调研结果,仅供参考。数据显示,盈科、大成、锦天城、德恒、国浩名列前五,12家律所位居千人大所之列。

律所发展应该选择规模还是选择品质?答案是:规模是手段,品质是目的,律所发展的最终检验标准是能够更好地服务客户。“从做大到做强”,是大所发展的必然。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提高律所的集约化水平,释放规模效益,一体化管理和公司化管理进入律所管理者的目光之中,分配机制的改革、管理模式的完善、市场部门的构建、职业经理人的引进、专业部门/团队的划分、风险控制和利益冲突避免成为近十多年中国一线大所讨论的专题。

一体化和公司化,是一种律所发展的理念和愿景,其强调紧密的整体、一以贯之的战略、制度,业务互补和人员的统一调配,由律所和团队提供综合服务,其内部有跨专业、跨行业的紧密协作。

但在合伙制下,由于律所的产权高度分散,导致许多律所除非有超凡绝伦的“强人”出现,否则在一体化和公司化的改革中可能会出现反弹。由此,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可回归律所的“所有者”和“业务承担者”的本色,聘用专业的经理人团队,并辅之以科学的分配与激励制度,将事务所朝着“平台化”“生态化”的方向推进。当良好的平台与生态建立,系统内就会产生新陈代谢,优秀的团队脱颖而出,核心、特色、新兴业务交相辉映。事实上,目前已有许多中国律所引入了职业经理人或准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他们不承担业务,但大量的时间都投身于制度建设、市场研判等工作中。

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9月,《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的颁布引发律师界强烈关注。其第15条鼓励设立公司制律师事务所,第18条降低了特殊普通合伙的设立条件,第34条允许非律师担任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并明确扩大了律师业务的范围,比如招商引资、商事及不动产登记业务。这一地方性法规,反映了律师行业长期以来对于自身发展的思考和突破,反映了对世界律师行业创新性探索的关注和借鉴。

时光追溯至2007年10月,英格兰和威尔士通过了《法律服务法》(Legal Services Act2007),该法案为英国法律行业带来了剧变,其创设的替代性商业结构(Alternative Business Structure,简称ABS)允许律师和非律师人员共同成立律师事务所,为“四大”运用MDP计划(跨学科专业服务机构,即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简称MDP)角逐法律服务市场打开了大门。

星火之变,不可不察。但无论怎样,以管理产生效益,以管理促进协同,以管理谋求发展,已成为中国律所发展的共识。

如果我们审视当代律所的发展,或可将其划分为三层境界。第一层境界的律所提供满足当下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第二层境界的律所具备良好的基因,可以不断进化、创新、传承、自我革命;第三层境界的律所创造了社会基因或思想基因,它们引领市场和行业的发展,超越了法律服务的边界,输出了理念。

2020,既是充满挑战和压力的一年,也是充满机遇和希望的一年。

一方面,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已从2018年的第46位跃升至今年的第31位,提升15位,首次进入世界前40位。营商环境的提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投资注入了强心剂,中国的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这为律师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另一方面,2020前后,中国经济或将步入“5”时代。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处于更重要的位置。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是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资本市场寒冬和产业转型之下,中国企业的发展将会更加艰难。而在这一背景下,企业针对法律服务的预算下降可能会使得律所收入的增长放缓。

同时,中国正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展现开放自信,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不仅是贸易摩擦外部形势倒逼所致,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自身的需要。同时,对内对外一视同仁开放,建立公平竞争透明的市场环境,对外资开放的同时对民企开放,消除所有的所有制歧视,提振各类企业家和投资者信心。

冰火两重天,面对挑战,看见机遇,成为中国律所必须面对的形势。

塞缪尔·亨廷顿说:“一个大国的崛起,意味着新的利益调整周期的开始。”而对于律师行业而言,这意味着专业分工的细化和新型业务的出现。

每十年,世界经济似乎都会面临一个周期,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只有单一业务结构的律师事务所遭遇了一次危机。而在当时,提早针对争议解决、破产重组等业务进行布局的律所则度过了难关。

那么对于中国律所来说,须以眼光和定力,作出布局:其一,既看到新的业务机会,也向市场的纵深挺进;其二,进行专业化、行业化的布局,在确定专业细分方向的同时,还要根据行业的不同设定更为灵活的组织形式,构建全链条的法律服务体系,增强业务的“抗周期性”;第三,以客户为中心,注重专业协同、产品研发、资源整合,并保障法律服务的品质。

眼下,争议解决、合规监管、商事行政、并购重组、破产重整、不良资产处置、私人财富管理、围绕新经济企业的创投和上市以及A股注册制的推行等,均给律师业务的拓展带来了机遇。与此同时,紧跟国家战略,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要求律师能从交易的全局角度,为客户提供政治安保、金融环境、法律监管、产业政策等全方位的建议,承担项目总协调人的角色。

境内境外,必遂必专,逆势生长,探寻法律服务的下一个风口,是中国律师业未来一年的主题。但无论形势,不论风口,专业主义,是跨越寒冬的不二法门。

技术破壁和巨头跨界,是当前全球法律市场的两大主题。

2018年,全球法律科技领域融资总额达到16.63亿美元,较2017年实现了713%的爆炸式增长。根据彭博(Bloomberg)的统计,截至2019年10月初,全球法律科技投资总额为12.29亿美元,其中第一季度为4.08亿美元,第二季度为1.22亿美元,第三季度则接近7亿美元。2019年全球法律科技市场投资总额与2018年基本持平。

当前,法律科技产品形态众多,依据法律服务流程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赋能型技术,主要为通用型技术如云盘、定制化技术如法律协作平台等;第二类是管理运营类技术,涉及如人力资源管理、业务开发、客户关系管理、会计到帐单和财务等各个过程;第三类是解决方案类技术,其第一个分支是高度标准化的法律服务产品,通常由在线工具的形式提供,第二个分支是协助律师完成工作中可以标准化的部分,例如合同模板等,第三个分支则是辅助律师完成更为复杂的工作,如判例数据分析等。

一方面,法律科技正在“渗透”进法律服务流程的不同环节;另一方面,替代性法律服务,全球市场规模已超百亿美元。

根据美国评级机构Acritas的全球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ALSP)排名,安永、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均位列前五。可以说,“四大”是ALSP中的领头羊。

从创收构成来看,“四大”创收来源大致分为审计、咨询和税务三大部分。以税务领域为例,长期以来,“四大”均占据优势地位,并且逐步将业务范围从传统税务咨询业务向“税务+法律”服务延伸。以毕马威为例,其2019财年(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全球业绩为297.5亿美元,其中税务及法律服务增长率为7.8%,达到了66.2亿美元。

2019年,“四大”中的毕马威在上海成立了名为上海睿威的律所,正式登陆中国大陆法律市场。至此,上海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集齐“四大”律所的城市。截至目前,除毕马威以外的其他“四大”均已设立了在香港、北京和上海的分所。

2019年11月,“四大”之外,巨头入场。

国际著名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宣布推出合规服务(Caas,Compliance as a service),旨在服务于银行、保险公司、资本市场和其他组织的合规部门,扩展埃森哲的托管服务,包括客户管理、反洗钱、合规监测、隐私数据管理等。这项合规产品利用埃森哲的智能引擎“智赢”SynOps实现数据、智能、技术、人才的融合协作,来帮助金融机构管理日趋复杂的监管合规要求。这标志着大型外包服务提供商进入了法律领域。

巨头跨界之下,大型律师事务所与巨头在法律服务领域的“正面厮杀”将会大量上演,人才流动将会愈发频繁;同时,律所的业态将会改变,从单纯的法律服务产品提供者,向“法律+技术”产品提供者转变,就替代性法律服务设立单独的平台的律师事务所将会增多。

时间是最冷酷的见证者,这个世界只有变化是永恒,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

所谓变则通,不变则壅。“强大”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追求稳定性反而常常带来失败,只有保持弹性才能无往不利。拿捏分寸、全局考量、抓住时机,赋予规模、空间、时间同等的尊重,目标与能力一致,并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可谓战略。

萧伯纳说:“我不相信造化弄人,世界上出类拔萃的人,都主动找寻他们想要的环境,要是遍寻不获,他们就创造一个。”

对于中国律师业来说,时代推移、技术破壁皆是外因,唯有不断反思、调整、重塑,方可基业长青。未来40年,中国律师业将探寻更高品质的发展,在时代洪流中完成自我的升级与迭代,在全球的目光中迈向卓越。

命运在天,选择在己;不念过往,不畏将来。2020,律界竞技场风云激荡,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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