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所40年】弼兴:三审胜诉,这家知识产权律所的三重革新(精华版)

作者 / 吴剑霞 林戈 李晓雨

来源 / 智合

发明专利申请中,全国平均授权率是30%~40%。而这家律所在机械、电子领域的授权率为70%以上,在化学、生物领域的授权率在90%以上。

诉讼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案件极为有限。而这家律所有历经三次侵权诉讼、四轮专利无效、四次司法鉴定,获最高法再审胜诉的案例;也有历时六年,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一路打到最高法,无效对方相应专利的反转案例。

自2015年起,这家律所连续五年获评《中国知识产权》杂志的“中国杰出知识产权服务团队”,并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2017年国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创建机构”“第四批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培育机构”。

这家律所是弼兴。虽然律所成立于2013年,但那个从2003年就启航的团队已经走过一十六载。

时至今日仍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模样,在于有一个字贯穿了发展始终——“改”。

在弼兴成立前的十数年间,薛琦都是在上海智信专利代理有限公司(前身为华东专利事务所)执业。薪水虽是其他机构的一半,但获得了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从业务新手到团队负责人,薛琦只用了四年——2003年,第一次组建团队时,胡美强、朱水平便加入了,一待就是十六年。随后,又招收了一批青年人才,都是有望成为商标法律部、机电部、化学部等部门主管的核心骨干;但因为各自的问题,其中三个骨干在2006-2007年先后离职。

随后,尽管有王卫彬、钟华、杨东明、余化鹏等人的陆续加入,迅速建立了弼兴新的骨干团队,但是危机感仍然挥之不去。若最后留不住人才,团队仍然会散。此时,薛琦开始着手设计激励机制。

“房贴制度”是第一项福利,主要针对专利代理师的购房补贴。十年前,这项制度帮助杨东明、王卫彬等人在上海买了房、落了根;几年后,这项制度从只惠及专利代理师,扩展至律师、商标代理人、流程辅助人员、IT、财务等,范围更广,福利更佳。

但定点的“福利”无法起到长效的“激励”效果,需得有公平、公正、公开的分配机制。环顾一圈,薛琦发现,很多律所在适用分配制度时“一刀切”,不考虑案件难易、质量、客户需求等因素。既然现成的无法直接适用,那就创设自己的“点数制度”。虽尚未成体系,但内部试行的效果证明这步尝试很成功,团队成员的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出来。

弼兴成立后,各方条件成熟了很多,薛琦将“点数制度”的优化升级提上日程。很快,系统的绩效考核制度出台,综合软硬性指标考量一个人的贡献,并在收入上予以体现。一年后,保底分红制度出台,与绩效考核制度并行,员工可自行择其一适用。

在此基础上,弼兴引进专业咨询机构,创设了另一项新举措——“浮动股权制度”。

2018年下半年,咨询机构对弼兴上海总部以及各个分所的绩效、薪酬、文化、股权等九大模块进行梳理。其中,股权作为“龙头”,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既要能产生激励效果,又不能让大家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股权应该如何设置?

弼兴提出“浮动股权制度”的概念。浮动即不固定,可以充分激发人的能动性和进取心。股权比例的设定会综合考虑过去、现在、将来的贡献,以及学历、职位、级别、资格、语言等要素,每年的股比都会根据上一年的表现进行调整。在成立六周年的庆典上,弼兴召开第一次股权大会,明确各自的股权比例。2019年年底,“股东们”就能拿到第一次分红。

我们希望个人可以跟着团队的成长而成长,团队的成长会惠及到跟着律所持续发展的每一个人,即使不是合伙人,也能享受到律所的利益。”士气高涨的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人才。

代表中誉电子在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程序中“逆袭”,入选2012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十一大专利侵权典型案例;代表上海胤嘉成功抗衡惠普系列诉讼,打出“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第一案”;历时六年之久,代表浙江永宁完胜日本最大的制药公司武田药业,于最高人民法院专利无效行政诉讼再审程序中胜诉……这些都是弼兴在诉讼场上的战绩。

专利申请量几乎每年都维持在3000件以上,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占据了50%以上;发明专利的授权率保持在75%左右,生物、化学等领域的授权率更是超过90%,远高于全国范围内30%多的平均授权率;仿效专利局组建“形式质检和实质质检”的双重质检制度,保证质量……这些是弼兴在代理领域的建树。

然而,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知识产权是国际化的,但弼兴的国内客户占比将近90%,业务结构出现失衡。国内“一条腿”走得快,但走不远。面对走向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申请商标和专利的客户,如何破局?

基于此,弼兴提出“建成国际一流的以知识产权及涉外法律业务为主的律师事务所”的目标,优化业务模式,开拓国际市场,补强涉外业务。

在香港成为第一个举办国际商标协会年会(INTA)的亚洲城市当年,薛琦就和王卫彬就一起去“碰碰运气”。没有熟悉的客户,没有足够的人手,他两就每天给自己安排不下十场的客户拜访量。当年,就发展了弼兴第一批国外客户。

从香港、圣地亚哥、奥兰多,到巴塞罗那、西雅图、波士顿,弼兴已经成为INTA的常客。在连续六年的互通有无中,弼兴展现了自己的专业实力,收到国际知名律所的合作要约,更是借此打开了涉外业务的新局面。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能够以外语为工作语言的优秀人才不断加入弼兴,90%的律师、专利代理师都能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其中不乏掌握日语、韩语、法语、德语等语言的人才。这批人才的加盟,正向促进了弼兴的涉外业务质量与口碑的提升。目前,涉外业务的创收比重已经接近50%。

2019年4月,美国休斯顿办公室落成,弼兴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海外分支机构,可与上海张江、西安、武汉等地办公室形成联动效应,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申请商标、专利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很多人接触薛琦后的第一印象是坦诚。这可能与薛琦做了十六年的讲师有关,乐于分享、成就别人已经成了无需思考的习惯。

这一点也是弼兴“分享之心”的诠释。“如果说整个团队是张‘皮’,那我们几个合伙人也不过就是‘皮’上的几根‘毛’而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我们要首先满足团队的需求,把好的东西先分享给团队。”胡美强如是说。

不断优化的培训体系,是对团队成员最好的“分享”。

最初的培训模式相对单一,以“新人集中式授课培训”为主,主要讲师是律所的合伙人。薛琦在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做专利代理师考试特聘讲师的经历,锻炼了其归纳总结、把问题说透的能力。但考试之外的知识,仍需更加系统化的摄入。

于是,多位导师带教的创新模式出台。区别于传统律所的一对一带教,弼兴的新人可以博采众家之所长,擅长不同领域的导师亦会跟踪新人的学习反馈,及时调整。如今负责涉外业务部门的王卫彬,正是弼兴第一批内生培养的优秀骨干。初到弼兴的两年间,其就同时由钟华、朱水平、薛琦对其进行指导,受益良多。

随后,王卫彬也开始有参与带教的机会,教学相长下,他获得更快的成长。这得益于“五层培训制度”——在新人集中式授课培训、带教导师制度的基础上,弼兴增设了内部培训、外出培训以及部门定期总结培训,形成兼具不同维度的“五层培训制度”,为每位新人铺好从初阶到高阶的成长路径。

从“被培训者”到“讲师”,内部培训给了青年律师、专利代理师自我展示的机会,也为弼兴讲师团走出去提供了师资支持;部门定期总结培训聚焦实操层面,将具体案例中的经验转化为可供分享、传承的知识,不断更新。

定期对外提供培训,是弼兴多年来不遗余力在践行的事。截至2018年,弼兴开展的公益讲座累计已达300余场,仅薛琦一人在各类知识产权培训中的培训时间总和已经远超1000小时。从企业拓展到高校,坚持做这件事是因为——“高校里的本科生以及研究生们有着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是相对缺乏实践经验;而我们属于经过二十年实务经验打磨出来的‘实践派’,可以给他们提供不一样的视角,为他们后面进入行业做好铺垫。

从“新人集中式授课培训”升级到“五层培训制度”的背后,是弼兴在人才培训这件事上,不计时间、金钱及人力的投入与重视。对于初级律师、专利代理师,弼兴并不急于要求其为团队带来高额创收,更多地是希望他们不断学习和理解,尽快从“菜鸟”成长为“专家”。唯有如此,才能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些年我一直在不停地往上攀登,现在攀登的速度越来越慢,那是因为上面空气越来越稀薄,不容易上去。虽然进步慢,但我会继续,弼兴也会继续。

努力的意义是,拓宽人生的深度、广度、高度、厚度。弼兴的目标有三:建成上海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以知识产权为主的律师事务所,打造最专业的服务团队,成为幸福指数最高的律所。

以“改变自己”作为核心价值观首位,以“为中国法律事业及科技文化之振兴而奋斗”为愿景,弼兴的格局不仅仅是做好自己。

我们期待,十年后的弼兴,十年后的知识产权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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