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可以让你变大,但只有“慢”才能让你强大

作者 / 尹生

来源 / 尹生价值观

2019年注定会是大家感受“慢”、适应“慢”、学着“慢”的一年。要善用“慢”的大好时机:“快”也许能让你快速变大,但只有“慢”才能让你强大,享受幸福。


多年以后,当我重新捧起米兰‧昆德拉的这本《慢》时,虽然已经不像初读时那么着迷,但仍然对其中的一些片段深有感触,比如这段:


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 

跑步的人跟摩托车手相反,身上总有自己存在,总是不得不想到脚上水泡和喘气;当他跑步时,他感到自己的体重、年纪,就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与岁月。


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一切都变了:从这时候起,身体已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实实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我的理解是,无论是出于安全感的需要,还是试图主动掌握命运和自我实现,人都很容易选择追随时代大势和时代意识,如果碰巧对变化速度的追求成为时代大势和时代意识,人也就很容易对速度上瘾。


而一旦走上这条路,人难免会成为速度的奴隶,被裹挟着往前冲,再也回不到初衷,掌控自身的命运,就像你无法给行驶的汽车换轮胎。


互联网正是过去20多年,人类最大的时代大势,利用迅速发展的互联网去迅速改变一切,并创造财富,正是我们时代的时代意识之一。这引发了连锁反应:


技术的快速变化——摩尔定律,即每块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的数量每隔18~24个月就会翻一倍,性能会上升一倍,价格也会相应下降,这会加速普及;产品和市场缩短的生命周期——在一些产品领域,比如部分网络游戏,生命周期已经下降到可能只有几个月;


资本对更高的增长速度和回报的预期——他们为高速扩张提供了大量先期资金,而他们又为此给他们的出资人以更高的回报预期;


被激励的员工——员工财富自由与期权价格密不可分,而期权收益又与公司的增速和估值提高直接相关;


同时,还伴随着公司资产和管理者、员工个人消费的快速扩张,比如更多的设备和厂房,更多的员工,更贵的员工个人房产,进而是更高的采购价格,更多的库存,更多的销售,更多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更高的外债和工资开支……


各个因子间相互强化,相互裹挟,谁都不敢掉链子,因为害怕由此带来的剧烈惩罚——你过往所有的付出可能顷刻化为乌有。


看看,当OFO不能给投资人提供估值持续增长的预期后,资本方所表现出来的决绝,以及以往并不鲜见的投资人与创业者反目成仇的故事。


二级市场上因为季度财报中一个没有达到预期的数字,就导致股价一天之内跌掉10%甚至20%,更是常见,即便亚马逊、苹果和Facebook这样的巨头面对这样的情况时也不能例外。去年7月26日,Facebook一天就蒸发了将近1200亿美元市值。

身边的人都沉溺于“快”时,一个人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渐渐患上“慢”恐惧症。


这就能理解,贩卖焦虑成为最有利可图的生意之一。


而“快”的回报无疑也是最耀眼的和最有诱惑力的,这强化了对“快”上瘾的程度——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足够运气进入聚光灯下,大多数人注定只是先烈、炮灰和原料——在互联网行业催生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迅速、最大规模的造富运动。


按照1月18日的收盘价,全球排名前8的公司市值都超过了4000亿美元,分别是亚马逊(8294亿美元),微软(8268亿美元),谷歌(7700亿美元),苹果(7417亿美元),伯克希尔‧哈撒韦(5000亿美元),Facebook(4312亿美元),腾讯(4093亿美元),阿里巴巴(4070亿美元)。


看出来了吗?除了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其他的清一色是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司!


如果按照创造财富的速度,更是无与伦比:这其中除了诞生于PC时代的微软和苹果创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其余的全成立于1995年以后,最年轻的Facebook创建于2004年。


如果按照从成立到市值超过1500亿美元(大约是雅虎在2000年时的市值)所需的时间,诞生于电气化时代的通用电气用了将近100年,PC时代的微软用了大约25年,互联网基础设施商思科用了约10年,互联网商业模式开拓者雅虎只用了5年。


但就像那位跨坐在摩托车上的骑手会有一种自己飞起来的错觉(但愿他不会突然站上摩托车座椅,纵身向前跳去),当一个人沉溺于速度的快感时,会也在不自觉中变得自大而忘乎所以,以至于分不清哪部分是自身能力,哪部分是运气,哪部分又完全仅仅是大势的自然推力,哪部分是因了环境的宽待。


至少一直到2018年之前,互联网的快速应用和财富的快速积累,与其享受到的三重红利密不可分:


技术红利,即互联网技术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天然价值,赋予互联网在重构经济和社会中强大的竞争力,而技术的快速迭代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消费动力(想想那些曾经追逐采用英特尔最新一代处理器的PC用户,那些被苹果赶着走、踩着其新品节奏不断换手机的用户),网络效应的存在又让头部公司的优势被放大。


政策红利,为了鼓励发展新经济和利用互联网的社会价值,很多国家都对互联网的发展给与了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权,比如税收和线上行为的监管等,这为互联网公司节省了大笔开支,从而提高了相对传统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它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社区政策,从而使用户行为更有利于自己。


2016年,苹果就曾为了继续主导其用以吸引用户的隐私政策,而拒绝了美国安全部门提出的对一名恐袭嫌犯的苹果手机解锁的要求,谷歌和Facebook当时也都立即表示站在苹果一边,它们也都希望成为自己所处世界的立法者。


人口红利,互联网能穿透时空障碍,并在很多方面具有低边际和零边际成本,这让它可以将跨越国界的人联系在一起,从而可以获得以往任何商业行为无法触达用户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估计又增加了一倍以上,而每个用户的使用时长也大幅增加,这带来了商业价值的自然扩张。


截至2018年9月底,Facebook旗下产品家族每个月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26亿,日活跃用户超过20亿,分别占到全球人口的35%和27%,这还是在其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


这三股红利的暗流,与资本推动下的创富洪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汹汹潮流,其掀起的势能,据说甚至将很多猪都推到了空中,它们还真飞起来了。


当然,写到这里,让人不免开始想象两个画面:一个是推力没有后,那头猪的处境(它会及时长出翅膀或者站上什么人造的飞行器吗?),一个是常言道的,“只有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潮水已经在2018年快速退去。


在去年3月份,因为涉嫌不当使用用户隐私的“剑桥分析门”被曝光,Facebook和它英雄般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所经历的命运转折,正式敲响了互联网“快”时代的丧钟。


那个在14年前的大学宿舍创建了Facebook、并在不久后因为挑战谷歌的地位、而被奉为新一代互联网英雄的扎克伯格的神圣地位,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被质问的氛围给瓦解了。


不出意外,那些过去持友好甚至追捧态度的媒体,突然调转了枪口,对昔日的英雄火力全开,而来自用户层面的“删除Facebook”运动更是让形势雪上加霜,这场运动的支持者中不仅包括娱乐明星,也有特斯拉、花花公子这样的知名企业,以及像莫博士这样的知名行业记者。甚至已经有人动议要解除扎克伯格的CEO职务。


人们的质疑才刚刚开始,很快,不仅Facebook,就连谷歌、Twitter等涉及到大量用户隐私的公司,也成为各个国家政府和相关部门调查的常客。人们质疑的领域也不再仅仅局限于隐私,而是演变为对互联网巨头权力和财富的反思、怀疑甚至质疑。


法国等欧洲国家甚至已经率先行动起来,要求参与对互联网的“分红”——他们认为互联网公司的模式导致了经济发展和利益的分配不均衡,从而侵害了所在国家的利益。


就连互联网最大的受益方之一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也不停在Twitter上威胁要对亚马逊展开调查,因为他认为亚马逊的模式大量占用美国邮政的廉价运力,涉嫌侵占社会公共利益。


民众也开始反思亚马逊这样的财富神话与自己的关系,在亚马逊决定在纽约兴建其第二总部后,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认为亚马逊将大量侵占当地资源,这与它带给当地的不成比例。


实际上从2017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关注社会对互联网巨头态度的变化,并且提出了“社会共治”的概念。在2018年5月份的文章《越界的互联网巨头与社会的“报复”》中,我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必然性:


所有这些冲突最后都会集中体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互联网世界和社会,或者进一步说,我们需要怎样的互联网社会治理体系。


互联网释放了生产力,将传统打碎,但你不能指望它们在新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中也会扮演公正的角色——实际上也不可能由它们来完成这一使命,因为它们只是带有私人目的的企业组织,它们注定会为少数人的利益而奋斗。


与这个问题同步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互联网经济的角色——毕竟经济是社会的主要设置之一,而现在互联网经济被少数巨头掌控——站在社会治理的角度,经济配置资源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增加社会总的价值,而迄今在互联网化的经济中,主要都是互联网巨头在制定这些价值标准,显然,这并不合理。


反垄断是社会共治趋势中最先被突破的一环,之前,谷歌已经因为涉嫌垄断而被欧盟罚处67亿欧元,而据说欧盟还计划谋求新一轮的罚款。


谷歌甚至被迫因此改变了商业模式,对原本免费的安卓套件开始收费。业界普遍分析,Facebook最终也难免会为隐私保护不力支付巨额罚款,而这可能开启各国以保护隐私为由的严密监管,它可能是财务上的,更严重的可能还会对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实施限制。


一旦政策红利不再、社会氛围从狂热追逐转向反思,“快”时代的结束就只是时间问题,而不幸的是,技术和人口红利也几乎在同时走到了尽头。


苹果公司的遭遇,就是这种处境的写照。


去年11月,苹果发布了其2018财年第四季度财报,尽管营收和盈利都高于分析师的预期,但其核心产品iPhone的销售量比预期低了150万部,这导致了投资者的恐慌。在那之后短短两月间,苹果的股价下跌了30%以上,市值蒸发超过3000亿美元。


投资者的剧烈反应是过去几年积累的担忧的集中爆发。多年来,苹果屡试不爽的模式是,不停推出升级换代的、在很多时候确实扮演了智能手机风向标的iPhone新品,来鼓励老用户换新机,并吸引新用户,由此创造了“快”的盛宴。


2006财年,也就是iPhone问世的前一年,苹果的收入为193亿美元,利润19.9亿美元,市值约500亿美元;2018财年,苹果的收入为2656亿美元,利润为595亿美元,市值约为7400亿美元(这还是在暴跌之后,其市值巅峰时曾达到11000亿美元)。


真正让投资者恐惧的,是一直以来支持苹果“快”的技术和人口红利似乎来到了尽头。


最初,iPhone的每一次升级换代,都会引发换新和新购买潮,但在最近的几代中,产品的乏新可陈已经是事实,用户的热情已经降低不少。


这一方面是因为iPhone已经成为最好用的智能手机,另一方面,核心技术的创新速度已经远不如互联网早期,英伟达CEO黄仁勋就不止一次公开宣称摩尔定律已经结束了,与摩尔定律有莫大关系的英特尔最近一年多的艰难处境,可能是另一个证据。


这会令用户推迟换机,而苹果糟糕的提价政策,又将部分市场拱手让出。如果整体智能手机市场也出现萎缩,那将是雪上加霜,而这种不幸已然发生了:过去2年,智能手机出货量已经连续负增长,在全球50%的人口都已经连上互联网后,你很难期待“快”时代能延续下去。


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一家前面所列的、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能从这场轨道切换中幸免。


也许它们中的一些目前仍然只是在政策和社会红利方面承受压力,但另一些已经开始付出经济代价,还有的虽然仍在快速通道上,但料定不久后也会主动或被迫驶入慢车道。


最后,这场“快”与“慢”的切换会波及所有的参与者,也将包括(或者已经包括)你我这样的普通参与者。


一些公司会掉队,甚至可能会倒掉。


历史上不乏优秀甚至伟大的公司倒在“快”“慢”交替之际。


上个世纪90年代的网络泡沫(高增长)结束后,电信设备商最先衰落、被并购甚至倒闭,其中就包括北电和朗讯,两家与电信业的发展史密不可分的神话级公司。接着,PC厂商和传统手机公司也相继在智能移动时代面前落伍,前者包括惠普、戴尔和已经被收购的康柏,后者包括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


通用电气是另一个悲情者,尽管它与这场泡沫运动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接,但这恰恰可以用来说明我们关于“快”与“慢”分析的普遍适用性。它在过去2年市值跌掉了70%,只相当于2008年的32%,2000年的26%,目前市值已经不足800亿美元。


这固然与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放缓,中国等低成本替代者的崛起等因素有关,但你很难说,不是因为在其传奇CEO杰克‧韦尔奇在任期间,醉心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因美国金融业监管放松而带来的“快”的狂欢所致——在高峰时,这家制造业巨头的金融业务竟然贡献了一半的利润,也正是这点为韦尔奇带来了无限荣耀,并引发众多追随者——但这掩盖了公司在核心的工业制造领域创新不足的现实。


如果你不信,可以看看生产著名的达芬奇机器人的直觉外科公司,这家成立于1995年的后来者,目前市值620亿美元,已经快赶上通用电气,而医疗设备一直是通用电气的核心业务之一。


视觉外科的例子也表明,只要我们能够换个角度,跳出“快”上瘾者和“慢”恐惧症患者的思维,就可能从交替中发现机会,在“慢”时代开启全新的旅程。即便是那些在交替之前已经很优秀甚至堪称伟大的公司那里,你也能看到这种可能性。


尽管在前面我列举了那么多的失意者,但在网络泡沫破裂之后,有四家公司比过去变得更加强大,那就是苹果、微软、英伟达和台积电,它们的市值也都早超过了2000年时的高点,其中苹果定义了移动时代,微软成功转型云服务,英伟达借人工智能跻身巨头行列,台积电则以独特的第三方制造服务抓住了延续至今的世界的半导体化进程,超越了PC、移动、物联网的切换。


“快”可能只是运气的产物,但在“慢”中幸存下来,却需要经历严峻的挑战。


“快”可以快速生成大,甚至短期内会毁掉一些不那么快者,但唯有“慢”才能让你回归商业常识,才有机会反思和完善自己,从而炼就出伟大的品质和能力,才能走得更远。


一家公司的核心“慢”能力,至少包括盈利能力与现金流,运营效率,使命、愿景和战略清晰度,价值观的可持续性,学习和创新能力、应变能力,用户价值等,这些兼顾长期与短期、“快”与“慢”的能力和指标,才能让公司进退有据,穿越一个个经济、技术和企业生命周期。


2019年,注定会是大家感受“慢”、适应“慢”、学着“慢”的一年。


裁员缩编、缩减开支、谨慎投资,这些在“快”时代不可思议、甚至可能是自杀的行为,都可能会成为常态。通过效率优化,在短期内少数公司的盈利能力甚至可能上升,但随后如果无法形成慢能力,不能开始新一轮的创新,就可能进入常态化的慢时期。但你必须在慢时期也能生存下去。


我们已经看到了零星利用交替时期的成功者和试图利用的蠢蠢欲动者。在智能移动时代进入“快”“慢”交替时,抖音已经凭借AI技术和在移动红利时代的用户积累,从众多短视频应用中杀出,从腾讯手中抢走不少用户时长蛋糕。已经有多个新的社交相关应用被推出——试图在“慢”时代吸引部分差异化的用户。


我曾经梦想做一辈子的记者,当我进入福布斯,在其宽松的、适合创作的管理机制中如鱼得水时,我兴奋地宣布我终于找到了助我圆梦的地方。但在随后的5年中,我感受到了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冲击下的不适应症:与现在由快变慢一样,那时传统媒体面临的是必须由慢变快,这无疑也是慢能力的一部分。


现在,在我离开福布斯5年后,虽然据说福布斯全球仍然创下了过去若干年最好的业绩表现,但大多数传统媒体已经陷入哀鸿遍野。不过一些出身于传统媒体的媒体人,成功转型为代表快的自媒体时代的领军者。


我也曾以《慢就是快》为题报道过一家名叫凡客诚品的公司,这家公司在我采访时表示要在一个快的互联网时代做慢的生意(互联网时尚品牌)。不久后,这家公司在蜂拥而至的资本和可能是创始人大开的胃口共同作用下,突然偏离了原有路线,在快的方向一路狂奔。今天,已经很少看到这家公司的名字。


过去,我只是在不停地写,从未像我认真对待类似公司估值这样的专业那样,去思考写作这门专业。我重新找到了写作的乐趣和激情,重新打开了电脑,敲出了这篇文章。


不要辜负了这慢的大好时机。


最后将米兰‧昆德拉的结尾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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