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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律师鄙视链

作者 / 陈建南 广东方图律师事务所

来源 / 道方图说


生活中处处都有「鄙视链」。

有的是身份的鄙视链,比如《上海保姆朋友圈鄙视链》,有的是地域的鄙视链,比如《深圳没有歧视,但有鄙视链》。

今天来说一说知识产权律师的鄙视链

 

近期的爆款文章《律师助理的朋友圈鄙视链》说了律所业务的鄙视链:

 

做IPO的 > 涉外业务 > 做并购重组的 > 做高标的商事的 > 做刑诉大案的 > 做知识产权的 > 做普通民商的 > 做普通刑诉的 > 做交通肇事的。

 

这个排序大致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在知识产权律师内部也有一条鄙视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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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业务也是可以分为很多类的,既有高大上的知识产权非诉讼项目,也有搬砖的体力活。

 

调查取证可以说是维权中最苦最累的体力活之一,或者也可以说是没有之一。现在的侵权者越来越狡猾,很多时候你必须要深入虎穴,才能寻找到侵权证据。

 

前些年,我们团队还没有建立起专职调查取证部门的时候,合伙人、律师以及助理都需要去公证购买被控侵权产品,尤其要去一些知识产权侵权频发的重灾区。

 

美其名曰,是参与调查取证可以更好的熟悉知识产权办案的全流程,其实也是当时没有专职调查员而迫不得已为之的办法。

 

某次一个新进来的女助理A,这位女助理此前在广州某大所做过知识产权业务的,这奠定了女助理的高度。

 

上班不久,女助理被安排到某侵权重灾区去取证,开完调查会议,交代完调查取证的注意事项后,助理幽幽的发出一句感慨:“你们团队啊,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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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就震惊了…这个助理真硬核!


本来助理说我们团队不行,我还以为她来自省城广州,迷恋物质,眷恋荣华富贵,看不起我们佛山这种乡下地方……谁知在助理眼中,她看到的并不是这些虚荣的表面,而是实实在在的精神内核啊!

 

她嫌弃我们团队没有专门的调查人员。她说得很有道理,本来就应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但是没有办法啊,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请不起资深调查员,合伙人也得亲自撸起袖子去调查取证啊。

 

见过世面的助理,形成了一条调查取证鄙视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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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助理A在团队只是过渡一下,我们还没从她身上学到更多的人生哲理,她就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某大所的高端offer,加盟了一个不需要冒着危险亲自去侵权工厂调查取证的涉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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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收费,可谓是五花八门。

 

B大状执业于帝都老牌的早期的涉外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专做涉外业务,他们收费高且客户付费爽快。由于需要翻译的外文资料较多,据说有时候翻译费的收入比律师费收入还要高。

 

曾经有一个案件想和B大状合作,当听说客户是民企的时候,B律师婉言谢绝了,说他们只服务外企,因为外企客户代理费用优厚,既有前期优厚的代理费,还有后期的高额奖励,并且付费很及时的。

 

其次就是国内的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互联网新锐等优质企业,支付的代理费也比较客观。

 

再其次就是各省区的纳税大户、细分行业龙头等优质企业。

 

再再其次就是一般的客户,虽然支付的费用不是很高,但是至少愿意是付费购买法律服务的。

 

接下来就是很有争议的商业批量维权收费模式。当事人只愿意支付调查取证费用,不支付律师费,双方谈好案件后期的分成。更加进一步的就是,当事人什么费用都不用支付,由律师代垫全部费用,双方谈好案件后期的分成。

 

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批量维权主要就是靠数量,早期做批量维权做得好的话还是可以赚到钱的。

 

但是现在批量维权的判赔金额越来越低,前不久检索案例,发现有的批量维权案件的判决赔偿只有两三千元,理论上要做到100个案件才有二三十万元的赔偿金额,扣除公证成本、诉讼费、差旅费等成本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够赚到钱。

 

如果万一案件败诉了,真的是兵败如山倒,画面很华丽,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这就是一条业务收费鄙视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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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状是我们很敬重的行业大咖,留过洋,写过书,案件办得很好,每次从省城广州过来佛山,我们都相谈甚欢。

 

酒酣耳热之时,C大状总是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你们要考虑一下啊,早日把律所总部搬到北京,或者至少也要搬到上海、深圳、广州才行。佛山的地方太小了,辐射力不够,招人不好招,知识产权业务的费用收不起来,北上深广的律师好收费。”

 

说得太有道理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记得团队刚成立的时候,正是用人之际,曾经面试了一个助理D,觉得挺优秀的,现场就确定了offer及入职日期。

 

但是在入职前助理D婉拒了offer,助理D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还是觉得深圳、广州更有前途。”直接的就泼了一个冷水。

 

但是助理D说的是一个事实。

 

经常和北京的律师打交道,也有业务合作,帝都的知名知识产权大状收费基本是百万元级别起步的。

 

北京确实是占尽了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天时地利,最高院的知识产权庭、原来的商标局、商评委、专利复审委全部都是在北京,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类业务,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行政案件。

 

近水楼先得月,这些基本上可以说是北京律师的蛋糕了,其他省份的律师难以分一杯羹。

 

上海的经济实力雄厚,知识产权业务也很厉害,可以辐射整个长三角。

 

广州是广东省会城市,轻松辐射珠三角,且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地,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深圳是全球闻名的创新之都,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多年来全国排名第一,同时深圳也云集了大量的科技型公司,比如华为、腾讯、中兴、大疆。以上这些地方确实都是知识产权律师掘金的沃土。

 

除此之外的省会城市,比如杭州、南京等省会城市经济发达,且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庭的地区,也是知识产权重镇,可算是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则为实力很强的地级市(GDP超过很多省会城市),比如苏州、无锡、宁波、佛山等城市拥有非常强大的专利、商标申请和授权量。

 

除此之外的地区,基本上案件类型就比较少了,最多的也是一些批量维权案件。从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申请和授权指标来说,应当不能算得上是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发达地区。

 

因此,以上体现了地域的鄙视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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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同事很是开心和激动,一问原来是要到最高院参加专利案件再审开庭,这确实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全国42万名律师,到最高院开庭比例最高的就是知识产权律师。

 

一般情况下,民事案件基本上都是在基层及中院开庭,只有标的金额很高的案件或者再审案件才有机会在省高院开庭,案件要去到最高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知识产权,一直在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到最高院开庭,那该多好啊!问了一下老板,可惜老板也没有在最高院开庭的经验。

 

但是知识产权案件完全于此不同,很容易就会到最高院参加庭审。


比如专利案件,此前一审是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在省高院,再审自然就可以到最高院了。

 

2019年1月1日起新规定出来了,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由最高院审理。

 

也就是说,只要是对实用新型专利案件一审不服的,就有机会去最高院开庭,真的是非常厉害。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律师来说,如果没有在最高院开过庭确实是有些遗憾的。可以预见,今后在最高院开庭会越来越多,但是就算同样是在最高院开庭,不同的案件的影响力还是存在很大不同的。

 

因此,这就形成了一条知识产权律师开庭的鄙视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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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鄙视链只是表面现象。

 

真正的高手是深藏功与名的,因此鄙视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排名。


北上广深居庙堂之高,当然会有很多高手;二三线城市处江湖之远,同样也是藏龙卧虎。


正如《岳阳楼记》所说:“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其实,无论在知识产权链条的哪个环节,都是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链的不同分工而已,并没有高下之分。

只要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专心去做,自然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也应是“其喜洋洋者矣”吧。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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