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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所之路】方达:战略化布局,国际化雄心

作者 / 智合研究院 林戈

来源 / 智合


2014年,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募资额超过250亿美元。方达律师事务所作为发行人的中国法律顾问,参与了这个可能是迄今为止全球募集资金规模最大的科技企业IPO。

2017年,中国化工集团以430亿美元的对价收购全球最大的化肥公司Syngenta。在这个可能是迄今中国最大的跨境收购项目中,中国化工集团的中国法律顾问就是方达。

2019年3月27日上午九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第一法庭首次全媒体直播公开审理了一例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的先行判决上诉案——上诉人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瓦莱奥清洁系统公司、原审被告陈少强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这是中国知识产权诉讼历史上法院作出的第一个先行判决,方达成功地帮助权利人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获得了先行判决,并在上诉中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这也是方达在中国知识产权诉讼领域创造的又一个“首例案件”。

这三个案件只是方达26年风云录的几个片段。方达的发展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成功之上。方达的文化、管理模式和战略布局则是驱动的内因。

根据英国法律媒体发布的《2014年中国精英律所报告》(China Elite 2014),中国有八家承接过大量重大交易项目,拥有众多国际客户,且在涉外业务中具有丰富经验和突出表现的律所被并列为“红圈”(Red Circle)。

方达是“红圈”中的唯一一家海派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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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要求,加之前期的改革实践,司法部提出并报经国务院批准了《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这份方案将中国律师的性质重新界定为“为社会服务的专业法律工作者”。这一年,同时也是司法部允许创办私人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年,律师创业浪潮此起彼伏。

就在那一年,几位执业年龄不超过三年的律师和另外两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一起创办了方达。方达创始人中当年年纪最大的仅为27岁,平均年龄25岁。1993年的冬天,一家可能是当时全球“最年轻”的律师事务所诞生了。

“方达”二字,“方”代表了诚实正直,正是律师所必备的品格;而“达”,则代表着繁荣昌盛,体现了方达立所之初时创始人的理念和愿景。

那时的上海,律师事务所不到百家,执业律师也只有2000多名。在上海这个经济和金融中心,市场对于能够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律师有着很大的需求。

中国商务律师事务所经历过三次发展浪潮。第一次浪潮源于“体制内”,时间跨度主要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办所”占据了主导;第二次浪潮则起源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建立,伴随着律师制度的改革,当今许多耳熟能详的大所均创立于那时;第三次浪潮则在2001年之后,随着中国“入世”,中国律师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想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则要依靠差异化布局和平台化优势。

方达的创立,正是踩在了第二次浪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律师制度改革的节点之上。

九十年代初,上海设立了证券交易所,襁褓中的中国资本市场为方达带来了历史机遇。

中国的第一批上市项目其实并没有律师参与。中国律师参与资本市场始于B股的发行。B股当时又称境内上市外资股,即中国境内公司向境外投资人发行以外币计价并在国内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发行人为了在境外发行股票,必须聘用境外承销商。而境外承销商的介入,又为国内资本市场引入许多国际惯例,包括发行人和承销商均聘请自己的律师参与IPO的整个过程。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境外机构的交流合作,让中国律所的眼界得以快速拓宽。

周志峰说,“方达是一家以资本市场业务起家的律师事务所”,便源于此。方达创始人中,李骐和黄伟民有幸参与了国内第一个有律师参与的IPO项目。基于这一渊源,在成立后的几年之内,方达就参与了近百家公司的上市项目。涉及跨境因素的B股上市更是方达的强项,目前还在上交所挂牌的B股公司中,有一半当年聘请了方达作为他们的上市律师。

除了资本市场业务之外,方达亦参与了上海当年的多个“首例”。例如上海首例土地出让项目和首次银团贷款项目的顺利推进,其背后均有方达律师的运筹帷幄。

这些项目就像是涓涓细流,汇聚成河,让方达在创立的头几年,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当然,这与创始人们的背景和方达从一开始的业务定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然而,方达的目标不仅仅是一家上海的卓越律师事务所,而是着眼于全国。2000年,方达在中国第二个设立证券交易所的城市深圳设立了办公室。很快,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北京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对于全国市场有着最强的覆盖能力。此外,北京始终走在中国律师制度改革的最前沿,那时北京的大所在国内外均已经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2004年,对于方达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方达北京办公室正式设立,当时方达上海办公室的周志峰和深圳办公室的丁继栋,加上谢尔曼·思特灵香港办公室的周传杰和从美富北京办公室加盟的季翔,一起“移师”北京,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创业之旅。2014年,仅仅10年后,方达北京办公室的人员规模和创收均和上海办公室持平。目前,北京办公室已经是方达人数最多的办公室。

据周志峰回忆,方达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方达创立的前十年,以修炼内功的内生式发展为主;第二阶段在近十五年,方达的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进一步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才加盟,从而使方达的实力不断增强。

方达的崛起,除了在那些关键的节点上作出了正确的战略选择之外,当然还有其精准的业务布局和良好的服务品质。在一开始,方达以资本市场业务发家,但逐渐便跟随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开启了多元化布局,并且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周期和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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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市场业务的成熟,方达开始进军新兴市场,在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TMT、并购、反垄断、金融等领域逐渐取得了领先地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外资风险投资机构进入中国探路。到了世纪之交,在该领域已积累了一定实力的方达见证了几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交易。比如新桥投资入股深圳发展银行,这是第一个由外资入股并控制国内上市商业银行的项目;再如凯雷入股太平洋保险和TPG入股联想等。这些项目均是国内可以写入教科书的经典私募股权投资项目。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IT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互联网投资机会涌现。方达就是最早一批接触该业务的中国律所之一。1999年,方达代表Morningside参与了其对搜狐的投资。最早一批方达参与的从零到IPO的企业包括了第九城市、土豆网和分众传媒等。2005年,方达开始服务阿里巴巴。

TMT行业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一个领域,也是并购和投资最活跃的一个领域。无论是前几年土豆优酷的合并,还是近年来阿里投资苏宁、收购饿了么,滴滴和快的合并以及随后对于Uber的收购,这些交易的背后均有着方达的身影。根据《中国独角兽报告2019》,蚂蚁金服、今日头条和滴滴出行目前是国内估值最高的三家独家兽企业,而它们都是方达的活跃客户。

在并购领域,方达更是多年雄踞各类并购排行榜的榜首。

从彭博并购顾问排行榜来看,方达已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大陆地区榜首。2018年,中国大陆地区并购成交量合计5665.92亿美元,并购交易数量相比2017年的5772单增长至2018年的5930单,增幅为2.7%。在大陆地区并购法律顾问成交量排行榜中,2018年方达再次占据榜首,成交量共计401.26亿美元,占市场份额的7.1%。

2007年,《反垄断法》通过,至今已施行了12年。近年来,国内律所在反垄断领域竞争激烈,竞争从经营者集中申报向反垄断调查与反垄断民事诉讼方面逐渐展开。现在方达已拥有一支超过20名专注反垄断业务的律师组成的团队,成为国内人数最多的反垄断业务团队之一。在合伙人韩亮的带领下,方达的反垄断业务也已成为了方达的名片之一。

方达的知识产权业务也是过去几年的一个亮点。许多重大知识产权纠纷,均由方达律师代理,例如苹果公司和高通公司的专利许可纠纷,以及迈克尔·乔丹的“运动剪影”商标行政纠纷案件等。

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华为公司与交互数字通信有限公司、交互数字技术公司、交互数字专利控股公司和IPR许可公司(下称“IDC公司”)之间的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一案,做出再审裁定并决定提审。之后,根据双方已达成的和解,并基于双方的共同申请,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做出民事调解书。至此,双方之间自2011年开始持续7年之久的法律程序正式终结。方达在本案中代理IDC公司。

这是国内第一起也是目前唯一一起中国法院关于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纠纷作出判决的案件,也是方达在知识产权和反垄断的交叉领域内承办的一个经典案例。

方健原为年利达国际律师事务所大中华区管理合伙人,于2018年4月加盟方达。方健专注于跨境并购交易和监管业务,特别在服务金融机构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方达的金融业务团队目前已有6名合伙人、30多名律师。

除了金融机构的交易之外,方达的金融业务团队在监管合规方面向金融机构客户提供多方面的服务。金融机构在推出每一款产品和每一项服务之前,都需要律师提供专业的意见。方健相信,随着中国金融业的持续开放,对于监管合规的法律服务需求将会大幅增长。

方达的金融业务团队主要从非诉的角度提供服务,而方达的争议解决团队,则会从金融纠纷解决的角度,帮助客户解决问题。这就引发出方达在业务理念上的一次升级——从单纯的“交易律师”转变为“客户信任和依赖的律师”。

如果说方达的崛起建立在两块基石之上,其中一块是市场顶端的交易项目,那么另外一块就是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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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峰坦言,方达的业务布局之所以能有如此深度,与争议解决业务的支撑有着莫大的关联。

在方达设立之初,诉讼部门只是对于事务所的公司客户提供支持,但是从2004年开始,方达就确定了将争议解决业务发展成为事务所支柱业务的战略目标。目前,争议解决业务的比重已占方达整体业务的30%-40%。在“红圈所”中,方达的争议解决业务占整体业务的比重可能是最高的。

方达在争议解决领域发力,主要考量是推动业务的多元化发展,并以不同的业务结构对冲经济周期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同时,这也是应对中国法律市场开放之后与国际所在涉外业务领域的竞争的一个重要准备。周志峰深信,没有一个强大的诉讼团队的律所,其业务不可能有深度。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亦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出口业务和海外投资量下降。而方达在危机到来之前,已经调整了业务结构。后来的事实证明,金融危机没有对方达产生太大影响,争议解决业务的贡献功不可没。正是由于提前布局逆周期业务,方达在金融危机时才得以逆周期成长,从而逐步脱颖而出。

另一方面,争议解决部门与非诉业务部门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客观上也提升了方达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深度。对于非诉项目而言,争议解决律师可以为合同起草、交易安排等提示风险,使其法律服务更有针对性和预见性。对于商事争议,非诉律师也可以帮助诉讼律师更完整地了解交易架构、项目背景,让后者在向法官和仲裁员呈现观点时可以将法律逻辑与商业逻辑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维护好客户合法合理的权益。

季诺,方达争议解决团队合伙人。他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在2004年12月15日到方达报到。季诺对于方达的第一印象是,“学霸”比较多,国际化程度较高,合伙人之间拥有良好的合作。

一开始,争议解决业务的体量相对较小,主要以商事争议解决和知识产权案件为起点,其客户主要是内部管理规范、较为重视法律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

从2005年开始,方达拓展国际商事仲裁业务,并加大对知识产权诉讼业务的投入。2012年香港办公室的设立,亦对争议解决业务的布局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方达随之具有了处理跨境争议的能力。

目前,方达争议解决团队共有40多名合伙人,160多位律师,规模还在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传统上,方达的非诉业务团队和争议解决团队之间会进行有效的资源共享和专业分工,围绕客户需求和行业提供法律服务。

从传统的维度来看,争议解决主要聚焦于庭审的对抗性,对判决、裁决和执行效果的追求,是主要的标尺。但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对案件的管理和充分地理解客户真实的需求,并能以恰当的方式与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相对方进行沟通,精准地表达己方诉求。近年来,不同团队之间也呈现跨领域合作融合进一步加深的特点。以破产重整业务为例,方达有效地将非诉和诉讼律师的专长结合起来,打赢了不少时间紧、任务重的“大战役”。相信未来这样的“协同作战”还会更多。

诚然,一名优秀的争议解决律师,除了运用法律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之外,还需要多元化的知识积累与社会经验积累。

季诺说:“不能把争议解决当成一个纯粹的争议解决。”

争议解决律师要以平和的心态影响法官,说服同事,打动对手。当然,律师还要牢守法律的底线,在理解客户需求和尊重客户的同时,引导客户在法律规则范围内解决问题。如果再进一步,能够通过案件,在法律模糊地带推动裁判标准的确立,推动国家的法治进程,就是更高标准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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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为根本,以律师为中心。”这是方达合伙人认可的事务所立足之本。

某种意义上,方达像是一座中国律师行业的“象牙塔”,里面的律师更像是教授,以专业性和高质量的服务为荣。纵观方达26年的发展,它从来不喊口号,但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客户的需求,迅速进入市场,抓住业务风口,进而异军突起。从实习起在方达工作到现在的合伙人唐奇儿说,方达的合伙人本质上是“低调的务实主义者”。

同时,方达的文化崇尚开放和平等,律师之间都相互称呼名字,作为创始合伙人的周志峰也不例外,同事们会亲切地称呼他的英文名——Jonathan。

周志峰对方达的文化用了两个词来归纳——“开放性(open-minded)”和“无等级(hierarchy-free)”。

在中国大部分律所选择团队制的当下,方达坚持选择“扁平化的公司制”管理模式。所谓“扁平”,是指方达内部管理结构没有“叠床架屋”,最少化层级,对于五个办公室的管理也完全垂直一体化;所有的管理和后台都紧紧围绕方达的发展战略,服务于在第一线竞争的合伙人和律师。

方达目前的管理制度自创立之始实行至今,一直秉持透明、稳定的理念,更像是英美的普通法,只是根据市场的变化有所增补,而从未进行过急转弯式的变革。这就给予了方达的合伙人以一个稳定的预期,无怪乎方达的合伙人对事务所的粘性较强,流失率很低。

方达的合伙人分配机制同样已经稳定地实行了二十多年。

为实现内部紧密一体的业务合作机制,方达并不对任何一个办公室和任何一个业务组进行独立核算,而是在全所层面有一个“公共分配池(common pool)”。

分配时,既考虑合伙人的当期贡献,重视绩效,留住造雨人(rainmaker),同时也考虑合伙人在历史上的累计贡献。这种分配方式和国际上很多律所采用的“经过修正的锁定步伐(modified lockstep)”类似。在年资、案源和业务执行三项中,方达最看重的是业务执行和服务品质,因而业务执行所对应的分配权重也是最高的。

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既是管理之争,也是人才之争。从2002年开始,方达就借鉴美国所的做法,实行暑期实习生计划。方达的暑期实习生可以获得很高的实习工资,以及律师的大部分的福利,事务所向他们提供秘书支持,并定期组织各类文娱和联谊活动,促进律师和实习同学的交流。计划设立之初,当时有的所内同事都对方达向实习生提供的优厚待遇表示不解。很多年后,事实给出了答案。方达在国内法学院的声望不断提高。2002年暑期实习计划的11名实习生中有7位留在方达工作,其中三位已经成为了方达的合伙人,并且现在已经是不同领域的业务骨干。

2005年,方达成为国内首批以在美国法学院学习的中国法学硕士为目标招聘人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国际型人才的增多,让方达国际化的基因特质进一步得以放大。从2017年开始,方达开始在牛津大学、香港大学和墨尔本大学设立奖学金或提供其他资助项目,并向北大等国内法学院的一些优秀学生参与国际交流计划提供财务支持。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顶尖人才,都是为了提升服务跨境交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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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香港办公室的投资是十分坚决的。”周志峰说。

2012年6月,香港办公室成立,方达成为第14个在香港设立办公室的中资所。这在方达的发展史上又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对于香港办公室,方达不希望仅仅是一个对外的窗口,而是期望其能够成为香港市场上的一家主流律所,为客户提供涉及中国因素的跨境法律服务。

方达在香港投入了重兵,目前已拥有80多名律师。设有香港分所的中资所里,方达的规模已经排名第二。更重要的是,方达在香港办公室设立之初就坚持高标准起步,香港办公室所有的合伙人除从内地派驻的之外,均来自于华尔街律所和英国“魔圈所”。

短短几年,方达香港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地位。根据2018年度全球并购法律顾问排行榜,2018年,中国香港地区并购成交量为1505.96亿美元,并购交易数量为1539单。方达占据了17.1%的市场份额,成交量为258.17亿美元,无论在成交量还是交易数,方达均名列香港律所并购排行榜的榜首。

最近半年来,方达香港办公室的发展又开始了提速。

2018年8月,方达宣布启动投资保护业务,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专家Olga Boltenko作为合伙人加盟方达香港办公室。方达因此成为了第一家设立专注于国际投资仲裁业务团队的中资所,旨在帮助中国客户管理、应对和防范在“一带一路”地区相关投资中面临的风险。

2018年10月,谢尔曼·思特灵的香港资本市场团队的近20名律师整体加盟方达,进一步增强了方达香港办公室的实力。这次加盟成为了近年来中资所在香港最大的人事变动之一。

在高度透明、高度竞争的香港法律市场,过去以美国律所和英国“魔圈所”为代表的国际律所占据了高端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而最近几年来,以金杜和方达为代表的中国律所毫不谦让地参与了角逐。

周志峰说:“方达的国际化路径不是依靠铺设网点,而是着力于提高跨境服务能力,确保在执业质量上达到国际水准。在这方面,香港市场就是一块试金石。因此,我们举全所之力投入香港办公室,检验并提升方达在跨境交易和跨境争议解决业务中的能力。如果中国律师事务所在香港都无法撼动英美大所的地位,遑论其他国家和地区。

2019年2月,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Chambers and Partners)发布了《2019年钱伯斯全球指南》(Chambers Global Guide 2019),在“国际及跨境能力”(International & Cross-Border Capabilities)领域,方达与另外5家中国的头部律所一同位居“焦点排行榜”。

如何评价一家律所的国际化程度和跨境法律服务的能力?

不单只是看这家律所在全球范围内有多少个办公室,还要看其提供的跨境法律服务的质量是否达到了国际水准,是否在重大的跨境交易、诉讼程序或监管合规业务当中担任主法律顾问(Lead counsel),能否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全面法律服务。

周志峰坦承,中国律师事务所和一流的国际律所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在提供跨境服务的能力方面。但是中国所早就过了当年亦步亦趋模仿对手的阶段,在今天的中国市场上,中国所的实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近年来,方达的国际化基因和兼容并蓄的事务所文化,吸引了许多国际大所的重量级合伙人加盟,其中包括富而德的香港诉讼合伙人Peter Yuen及其反垄断业务负责人韩亮,谢尔曼·思特灵亚洲资本市场业务负责人Colin Law和年利达大中华区管理合伙人方健等。此外,原年利达亚洲管理合伙人邵子力也于2017年加入方达,并担任非执行主席。

当然,方达在引入国际所律师时,也有其标准和要求:或者是某一行业/领域类的领军人物,或者是和方达现有的业务结构存在差异,能够形成有效的互补。此外,方达同时也会引进顶尖国际所培养的具有丰富经验和较强业务执行能力的年轻律师。

具备全球视野和服务跨境交易的能力是方达一以贯之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全球律师事务所,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但是植根大中国市场的独立律师事务所”周志峰对方达的战略目标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如果把法律市场的角逐比喻为一场马拉松,20多年前中国律所作为追赶者刚加入跑团时,即便和香港本地律所之间对比,都存在巨大差距,而跑在第一跑团的那些积累深厚的英美大所更是连背影都看不见。受益于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律师事务所快速成长了20年,已经成功地将香港本地律师事务所甩到身后,赛事中的第二跑团英国“魔圈所”的背影也隐约可见了。对于年轻的中国现代律师行业而言,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今天,中国的头部律师事务所开始了追赶“看得到的目标”的征程,方达正是一群追赶者中跑在前面的一员。香港法律市场,是一个极好的检验实力的竞技场。而香港办公室,正是方达的国际化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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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达何以与众不同?答案就隐藏在方达的文化、业务策略、发展路径之中。

方达的定位是高端商事法律服务领域,目前拥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香港五个办公室,120多名合伙人,总共600多位律师。虽然方达并不是国内最大的规模所,但其具有强烈的精英色彩和国际化的特征。

国际化道路上,方达并不以全球扩张为目标,而是选择香港地区作为桥头堡,与美资律所和英国“魔圈所”进行角逐。以法律服务质量的国际水准,而非全球布点来作为自己国际化的路径和坐标。

业务布局上,方达先是从资本市场领域单点突破,进而拓展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并购、TMT、争议解决、知识产权、基金设立、反垄断、合规、破产重组和基础设施发展等领域,具备了全市场、多产品的服务能力,形成了具备“抗周期”风险能力的业务多元化布局,并实现了适度的规模化。

同时,方达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业务策略,并不轻易涉足和主要业务没有足够协同效应的领域。战略层面选定值得投资的领域和市场,执行层面则专注于选定的战略领域,并在专注的领域做到最好,这就是方达的战略自信和业务定力。在最近一期的Chambers Asia的律所排名中,方达排在Band 1的业务领域有11个之多,在国内律所中仅少于金杜和中伦,而前述两所的人数分别是方达的三倍和四倍之多。

文化和管理上,方达以专业为根本,以律师为中心,实行扁平化和一体化管理;在战略上,方达的理念是既具有国际视野,又深深植根中国市场。

当然,方达未来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的挑战在等待着他们。如何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如何继续承接市场中的高端业务,如何继续保持在跨境业务中的实力和优势,能否继续吸引国内外最优秀的人才加盟方达,是否需要在管理制度上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和改革,下一步的国际化战略究竟是什么,都是方达未来需要思考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2019年,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40周年。律师行业有太多的传奇和风云可以书写,而这其中,必有一章,要记录方达。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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