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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师傅能带几个徒弟?| 律师界的“师徒制”与“公司化”

我曾经一度以为,“3”和“7”是律师界的“幸运数字”。

一次,我问一家位居江湖老大地位的“红圈律所”合伙人:“你觉得,一个合伙人,带几个助理是合适的?”

“3个。”他不假思索而且不乏认真地答道。

“为什么呢?”

“事不过三嘛……”他瞬间从严肃转为“调皮”,以一种似乎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般的高深莫测调侃着,“自己琢磨吧,哈哈……”

而对于“7”,看看那几乎都在实行公司化的“红圈律所”及“类红圈律所”们的普遍现实就好了:律师入行伊始,从“一年级”到“七年级”,历经“七年之痒”之后,才有可能有资格晋升为合伙人。

为什么是“7年”,而不是“3年”“5年”?

关于必须要经过“7年”,才能完成职业身份的蜕变,据说有人“考证”说,是受了十三世纪欧洲学徒制教育的影响。在当时的行会中,徒弟、工匠、师傅这三种身份是按照资历排列出来的。学徒必须经过7年的学习和锻炼,才能上升为工匠,在经过一段时间历练后,方能晋级为师傅。

当年,出生于苏格兰的瓦特(对,就是那个发明蒸汽机的瓦特),远赴伦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仪表修理的培训之后,本想开一家仪表修理店,因未达到7年学徒的硬指标,被行业协会拒绝。转而只能继续深造学习,后来才开始了对蒸汽机的实验。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七年时间对应的有效工作时间大约是1万小时。一个人投入某项工作1万小时以上,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专家”。

曾几何时,在律师界,刚入行的年轻人一般都会跟随一个“师傅”,逐渐学习技艺,直到不断成长、成熟。

所以,律师助理也好、实习律师也好,走出学校大门后,甫一进入律师行业,几乎都要在资深律师或者合伙人的带领、指引,甚至熏陶下,锤炼自己的法律服务职业技能。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当今的律师行业,“师徒”的氛围越来越淡了,商业的气息越来越浓了。

进入律师行业的年轻人,叫老师的越来越少了,叫“老板”或者“X总”的越来越多了;“师徒制”下的传帮带越来越少了,公司化、部门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

是世道变了吗?还是律师界不再适合“师徒制”的传承了?

有人说,随着律师业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律师从业者的观念和律师事务所的规模都在不断发展变化。那种旧时代下的一对一的师徒传承,已经不再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了。

当下,无论从效率,还是从丰富性、完整性、全面性角度考虑,律师事务所规范、统一的培训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已远远比一对一的师徒相授效果要好的多。

但实际上,说起培训的整齐统一,那些怀揣律师职业梦想的年轻学子们,当初在法学院所受到的完整法学教育,比起不同规模和管理模式下的律师事务所的培训,不知道要完善多少倍。

但一开始真正作为一个法律服务者,面对委托人、当事人,如何写好一份合格的起诉状、一份会议纪要,如何进行一次高质量的沟通会谈,不还是不知所措、错误百出?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起师徒关系,在古代大规模普遍性的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在一些需要长时间训练、学习专门技艺的行业,通过一对一或者多对一的师徒模式学得一门手艺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在传统社会,很多行业的传承,都是靠师徒私授。师徒之间形成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那是因为学艺太难,不得不依附。

那个时候,想学一门手艺,获得一种生存的本领,手边没有教科书,也没有图书馆和培训学校,更没有免费的网络资源,只能依赖前辈的经验。前辈或师傅,垄断了整个社会的生存技术。

只不过随着近现代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纳入官方的教育体系中,以学校为载体,以统一教材为手段,数以万计的学生开始由此学得知识和技能。

于是,“师傅”这一源于师徒文化的称谓开始逐渐淡化,而被“老师”所代替。

在近现代的社会洪流中,大多数时候,残存下来的学徒制只是“文凭社会”失意者“自救”的手段,但凡在标准化的“文凭学校”里获得一纸证书的人,都不会轻易选择做人家的学徒,更遑论甘心一辈子当徒弟。

再来看看眼下自带光环地走出名校大门的年轻人,绝大部分的“90后”,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手持名校毕业证书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心怀成为一名大律师的职业梦想。

迈入那些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大门后,想的是能经手办理一些惊天大案或者参与举世瞩目的大项目,又怎会甘心面对那些知识老化、观念陈旧,似乎已经“过气”的上个时代的老家伙们,俯首帖耳,做一些边边角角的手下事务?

或者更现实的原因是,因为刚入行,在还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前两三年里,还没法独立执业,只能委曲求全、寄人篱下,跟着资深合伙人办案。而心里想的则是一旦取得执业证,尽早独立执业。

事实上,在律师这个务实的行业,除了最前沿的知识、最先进的理念以外,自身的经验、阅历、对社会的观察、体味和认知,对于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法律解决方案,更为重要。

因此,某种意义上,如果说一名助理到合伙人之间的距离,是用时间丈量出来的,并不为过。

那么,在现代社会,一对一的师徒模式就彻底过时了吗?

其实,并不尽然。在一些未能标准化的行业,在关系密切朝夕相处的学徒制下,跟着师傅日夜浸染熏陶,依然是最好的技能传承模式。

正是由于某些技艺的特定性以及其必须彰显个人特征才更有魅力,所以时至今日,某些行业仍存在师徒教育模式。

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这种建立在师徒关系基础上的技艺伦理,事实上被彻底摧毁了。

大多数工艺,都有专门的学校来培训,规模化复制经验,不再掺杂老师的个人性格在里面。现代知识民主化之后,前辈或老师傅,不再是信息垄断者,地位自然也就下降了。

在现代化的律师事务所管理理念中,在公司化的管理模式下,新入职的律师不过是一名与其建立劳动关系员工,无论对于助理还是对于合伙人来说,均无人身依附的狭隘师徒之念。

此时,再叫一声师傅、老师,是出于礼仪习惯,以示尊重。但这尊重,绝不足以构成强制依附的道德筹码。

或者说,在现代社会,具有一定强制的人身依附性的师徒关系已经很难形成。如今师生关系的维持,不再诉诸天然的权威,而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

而在律师行业,初入行的新人,跟着老律师学艺,其实所学到的并不仅仅是提供法律服务的技术和能力,更是在职业生涯中从前辈身上所获取的人格品质。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律师专业化、律师事务所规模化、公司化发展的今天,甚至在人工智能不断入侵法律服务行业的明天,在律师行业跟随一名优秀的、成功的职业前辈学习,耳濡目染,仍然是个人职业成长和发展的快速路径。

不然,也就不会出现同是法律学子“毕业三五年,境遇大翻天”的景象了。

这其中,说的不仅仅是每个人不同的“慧根”、悟性以及机遇,还有是否上对了平台、跟对了师傅。

这些个中玄机,也许只有每一个亲历的当事者自己才能深深体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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