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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未知的通商:争议解决的锋芒

通商的商事定位和资本市场领域的辉煌,是多数人对于通商的固有印象。事实上,资本市场加争议解决,才是通商真正实力的全貌。

奇虎360是通商在资本市场领域的长期战略性客户,其美股上市与A股上市均由通商助力完成。争议解决领域,通商同样为360保驾护航。在被社会广泛关注的“三百大战”系列案件中,“国内Robots(搜索引擎)协议第一案”无疑最为引人注目。

从法律属性来看,该案所涉“Robots协议”纠纷在国内乃至全球从未进入过司法领域,没有任何成文法和案例可供借鉴;从商业属性来看,该案的结果绝非仅涉及几亿元的赔偿金,而是直接影响到360在搜索引擎这一市场领域的存亡。

在司法理论界及媒体均不看好360的重压下,王家路、杨亭两位通商争议解决律师开创性地将“Robots协议”的合理设置和善意适用与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竞争关系作为突破点,使司法机关接受了360的抗辩。360在本案中最终胜诉。经此一役,360搜索获得在搜索引擎市场发展壮大的机会。

随后,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钱钟书书信案”,法院首次签发针对著作权的诉前禁令。后一年,“插标案”、“非公益必要不干扰”等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关注热点。而这些案件背后,均有通商争议解决团队律师作为代理人提出创造性的抗辩思路。

2018年,招商局找到通商合伙人李洪积,在面临借款人借款不还,正利用多种股权架构转移财产的境况,李洪积律师团队灵活运用侵权之诉,完成诉前保全、审理、执行,使得七亿多港币全部得以保全。同年,李洪积团队代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处理同力拓集团、托克公司的数个购买铜精矿的长单合同。最终解除了原本在新加坡仲裁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等地仲裁解决争议的合同,买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为客户避免了数亿美元的损失。

……

这类经典案例不胜枚举。无论从何种角度来阐述通商的争议解决团队,都足以称奇。论创收,争议解决团队人均创收为所内最高;论规模,50多人的争议解决协同团队已超越多家律所;论案件质量和客户满意度,通商始终走在前列。

《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内功深厚,行事低调。君子之风,剑鞘藏锋,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通商争议解决律师颇有此感,这是一群总能帮客户转危为安的律师,承载起了在律师执业生涯中的“为生民立命”。在每个千钧一发的时候,救客户于水火。

他们铸就了精英律师团队的传奇,这种传奇和团队领导者的基因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很难复制,但是透过他们的战略定位、思维方式、文化传承、新人培养模式,我们依旧能够探寻他们成功的逻辑。

2006年,中国的GDP正以12.7%速度在增长,高速成长的道路里,大型国有企业的光芒最为耀眼。通商的客户正以这些耀眼的大型国有企业居多。反映到律师行业,客户的需求日益综合多元,更希望在一家律所能够获得全方位的服务。

尽管早在1995年,应部分客户的需求,通商也承接了少量争议解决案件。后基于专注资本市场的定位,通商在当年放弃了这块业务。但一切缘分似是注定,11年后,当年因立志精专于争议解决的李洪积回归通商,和王家路等五六名“大侠”们齐聚,通商的新时代,开启了。

1994年,从加拿大留学回来的李洪积,已经分别拿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法律硕士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法学学士,并拿到纽约州律师职业资格。即便在今天,如李洪积这样北大法律系毕业,获得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同时拥有美国和加拿大法学学位的高材生也是众多律所争抢的对象,在当年更是凤毛麟角。

“到王府井百货卖货,还是到唐人街摆地摊,这是我当时面临的选择。”李洪积说,“考虑到熟悉三国两地的法律人在中国尚少,还是回来了。”1995年在通商初步接触争议解决案件的李洪积,因为市场需求,便以此为方向。考虑到当时争议解决与通商的定位还不相符,一年后,李洪积离开通商,在别处专门从事争议解决业务。

“从我第一个案子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虽然在中国做律师,我对自己的要求至少不能低于美国的专业水准。”李洪积说。

2006年,客户中国远洋想要上市,考虑到自己没有精力做非诉业务,李洪积把中国远洋介绍给了老朋友通商。这也是他思考回到大所的直接原因,尽管在自己办的律师事务所,10多人的团队每年创收也能到两三千万的规模。但是综合性的法律服务才是客户现阶段最为需要的。秉承为客户提供更好、更全面的服务的理念,李洪积回到了通商。

无独有偶,同样毕业于北大,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又取得德国马堡大学法学硕士、民商法博士学位,在德国待了八年后的王家路决定回国当律师。对他而言,他非常享受律师这个职业。

在中伦的十年,王家路对非诉和诉讼业务均有涉及,但成为一个全专业无盲点的律师并不是他的志之所在,他也在思索自己的善战之域。加入通商,树立通商争议解决的品牌地位,成为他的新目标。

那时,通商的争议解决尚未引人瞩目。“我们刚来的时候出去拿一个项目,人家说通商做资本市场很好,言外之意指的是争议解决不行,所以我们也是在这种相对困难的情况下靠一个又一个案子做到了现在被业界认可,不容易。”王家路说。

2011年4月2日,通商争议解决合伙人王家路接到客户中兴的电话,对方声音里满是焦急。就在一天前,爱立信正式在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对中兴通讯提起侵权诉讼,声称中兴通讯侵犯了爱立信涉及2G和3G(即GSM和WCDMA)的部分专利。

王家路立即带着陈敬,一位已经有一定执业经验但刚加入通商的知识产权律师,奔赴中兴应诉讨论会现场。在了解情况后,王家路快速对事态的发展及走向进行了判断和预测:“各方正抢占市场,诉讼只是手段,最后会是和谈结果,而不会是两败俱伤。”同时,他提出了整体应对方案,明确了“不要做什么和要做什么”。客户如同吃到定心丸,情绪立刻稳定,并按照方案开始积极应对。

“危机处理”是王家路最擅长之事,也是其对通商争议解决特点的概括。“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事务,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律师需要当机立断、当时决策、当下实施见效,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

这也与李洪积将通商的争议解决业务定位为“专治疑难杂症”有异曲同工之处。

每年都有1到2个非常复杂又有代表性的案件由李洪积团队解决。“云铜案”之后,通商便成为中国铜业的产品法律顾问,并且企业内部已经形成要求:一定标的额以上的协议,只要通商未看过,禁止上董事会讨论签还是不签。通商的意见,成为客户内部合同签订的关键前提之一。

通商的很多客户是大型国企,李洪积团队协助客户解决了诸多危机,这些危机对客户而言均非小事,轻则面临股价狂跌,重则面临企业破产、负责人被迫辞职。也正是对于疑难杂症的妥当解决,通商争议解决团队才积累了大量的优质客户。

当然,定位背后自成逻辑。

“律师有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即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律师?你提供的是大众化的服务,还是不可替代的、具有独特价值的服务。选择什么客户,以及如何定价,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如果你的服务质量非常不错,但是随时可以被别人替代,没有特色的话,你处在买方市场,就会丧失定价权,在市场中可以随时被取代。倘若你的能力是独特的,你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你引导的市场就是卖方市场,相对而言也会更‘舒服’。很高兴我们做到了。”李洪积说。

令王家路和李洪积欣慰的是,年轻一代律师正在飞速成长。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律师开始独当一面,成为各个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并在业内崭露头角。

崔强是其中典型代表。现33岁的他已是通商合伙人,是目前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最年轻的仲裁员,也被师傅李洪积认为是“80后中跑得最快的一位”。在过往几年中,他同样战绩显著。2014年,一家央企向一家新加坡房地产企业发送了解约通知函,要求解除一项在北京南六环附近的商业地产交易。当时,该新加坡企业已经在项目上投入数十亿元巨资,完成了主体建设工作,签署了近百份施工与供货合同。更为重要的是,自项目签约至2015年期间,北京地价疯狂上涨,如果解约,新加坡企业仅地价损失就超过40亿元。经多方咨询,新加坡企业均未能获得乐观的分析意见。关键时刻,通商争议解决团队力挽狂澜,代理该新加坡企业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确认解约通知函无效,合同继续履行,并最终获得了仲裁庭的支持,为客户挽回了巨额损失,同时也避免了后续近百项施工与供货合同纠纷。

2015年,德国赛锡科技有限公司在河北高院对英利绿色能源集团的两家主要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履行在三份长年合伙供货协议项下的照付不议义务,索赔金额累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因无力全额支付诉讼费,德国赛锡公司的索赔金额暂计为3.25亿元,但“保留后续提出诉求的权利”。

崔强代理英利集团一边积极应诉,一边另案起诉要求解除这三份长年合作供货协议。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河北高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2016年12月、2017年12月判决解除三份协议,英利集团向德国赛锡公司赔偿5900万元人民币。通商争议解决团队再次捍卫了客户的核心利益,使得英利集团在光伏产业衰退的大背景下得以继续生存。

作为通商的“嫡系”,自从以北大双学位(法学和经济学)毕业后,崔强就在通商开始了律师生涯。从业十年,他讲起案件条分缕析,在3分钟内就能讲清楚一个高度复杂的案件过程。当然他也爱开玩笑,戏称自己“生是通商的人,死是通商的死人。”

于2011年加入通商的陈敬,亦是年轻合伙人中的佼佼者。在此之前,她在专注知识产权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刚加入通商,她就随师傅王家路“奔赴战场”,历经数十起案件真刀实枪的磨炼,三年即以卓越的战绩成为通商合伙人。陈敬泰然笑谈起初入通商的自卑:同事们都有国内外一流法学院法学本科的学历,她时常觉得自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的学历寒酸。但当谈起她承办的数起“最高人民法院十大创新性知识产权案例”“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时,就会发现她极善于从纷杂的案件事实中找准关键细节、迅速归纳出争议焦点甚而提出系统解决方案。

瑞士埃利康公司在来通商咨询前,已经接连经历了从专利复审委员会到北京一中院再到北京高院的三连败。陈敬在阅卷之后精准发现该案在“必要技术特征”及“功能性限定”等法律适用问题上存在错误,存在再审改判的可能。正如陈敬预判,该案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改判,并且被编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案例指导》。从“法律熟练工”到“优秀律政人”,陈敬是通商“薪火相传”、对年轻律师强大“加工能力”的典型证明。

从表面上看,通商也采用的是颇为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模式,但他们将此发挥到极致。有整个争议解决团队的统一培训,也有王家路和李洪积两位师傅传授独门绝技。

第一,执业培训。涉及到重大案件,无论案件是谁代理,都会进行深入的案件讨论,包括争议焦点是什么,难点在哪里,涉及哪些法律问题等等。逐步让年轻律师提高自己把握法律问题的能力。

第二,实战演练。“对于年轻律师,我会让他们在第二、三个案子的时候形成一个习惯,试图去了解和把握这个案子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法律问题,尽管多数时候努力了也不可能穷尽,可能觉得穷尽了但也不会完全深入到底,没有关系,只要形成这个习惯,到他们第十个案子的时候,知识的积累就有效了。”李洪积说。

“诉讼律师从最小的复印财务凭证做起,要保证证据的清楚一致。我会让他们实战参与每一个案件,从头跟到尾,包括跟客户开策划会,让他们看到并且学到。”王家路说。

争议解决领域的特点是,它没法划定一个具体的范围,律师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行业,保险行业、光伏产业、进出口贸易,乃至军火、航空器行业都能碰到。行业不同,产业不同,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也不尽相同,有的是货物买卖,有的是保险合同,有的是对赌协议,有的是投资协议等等。而除了合同还有侵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地学习,成为终身学习者”,是该领域律师的必备素质。

而李洪积提到的“在做案件时将每个法律问题穷尽”,这种习惯,对于年轻人的知识积累的成长和知识结构的完善大有裨益。

在师傅带1到3年后,根据律师的成熟度和成长速度,年轻律师们逐渐面对市场去处理客户关系。律师行业始终是个服务业,而跟客户接触,真正服务客户,对于年轻律师而言是更大的挑战。李洪积要求团队的律师尽可能地在服务的过程中真正了解客户公司的文化、结构、历史、决策过程、所处的行业及行业特点,用客户的语言和思维,讨论客户关心的问题。只有消除与客户之间的隔阂,才能建立真正的信任。

自2006年李洪积和王家路加入通商,通商的争议解决团队一直由一人带一个团队共同负责。因为近些年的发展,团队规模的壮大和资深律师的成长,有更多的一级合伙人脱颖而出。2018年,通商争议解决团队发展到100人左右的律师人数规模,原本由李洪积和王家路带领的两个团队二分为七,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协同,形成一个更高效的协作网络。

上海和深圳的争议解决团队各具特色。李阿敏加入通商并不久,之前在国内的一家头部大所,他从事的领域也是证券合规与证券诉讼。这是一个新领域,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他坦言来到通商超过了他的预期,没有预想中要度过第一年的艰难。整个业务氛围非常好,充实而忙碌。在知识分享层面,也能非常及时地得到北京同事的案例经验与项目经验的分享。在通商10个月的李阿敏很庆幸自己做了个正确的选择。

自2006年李洪积和王家路加入通商,通商的争议解决团队一直由一人带一个团队共同负责。因为近些年的发展,团队规模的壮大和资深律师的成长,有更多的一级合伙人脱颖而出。2018年,通商争议解决团队发展到100人左右的律师人数规模,原本由李洪积和王家路带领的两个团队二分为七,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协同,形成一个更高效的协作网络。

上海和深圳的争议解决团队各具特色。李阿敏加入通商并不久,之前在国内的一家头部大所,他从事的领域也是证券合规与证券诉讼。这是一个新领域,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他坦言来到通商超过了他的预期,没有预想中要度过第一年的艰难。整个业务氛围非常好,充实而忙碌。在知识分享层面,也能非常及时地得到北京同事的案例经验与项目经验的分享。在通商10个月的李阿敏很庆幸自己做了个正确的选择。

配合不仅在于多地之间,资本市场和争议解决两大领域的配合也无缝衔接。

2018年,中国铁塔上市作为当年全球最大IPO被诸多媒体关注。上市前夕,中国铁塔被一自然人以专利侵权起诉,被请求判令停止使用、拆除或销毁整个长沙市的近七百座基站。媒体称这起案件为“中国知识产权侵权典型案件”,甚至有传言称这只是原告对中国铁塔打响的第一枪,未来还将有十余起“战斗”陆续打响。

郭小明和陈敬带领深圳和北京两地的争议解决知识产权团队,与中国铁塔IPO的主要承办律师田君共同顶住巨大压力,通力合作,一边搜集现有技术证据,迅速就原告专利提起无效宣告请求,一边对侵权案中的数千页证据做系统分析和自查,以防备侵权案万一不能中止审理时的紧急开庭。事实证明,无效宣告及中止审理申请成为该案最大的反转,该案在开庭前被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原告收到中止审理裁定当日即撤回起诉。该案与华为诉三星案、摩拜诉滴滴案、搜狗诉百度“互联网专利第一案”等案件共同被人民网评为2018年度十大典型专利案件。

在李洪积看来,“争议解决律师是一个矛盾体,他既需要非常严谨,却又要有想象力,要诚实又要灵活,需要知识面宽广,但同时又要有深度和专业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总比困难多”,这是优秀争议解决律师必须具备的信念。

对于政策的敏感度也相当重要,“政策走之后,滞后两三年。”这是李洪积对于争议解决问题法律市场的规律性概括,它是指一个类型的交易在活跃期过后几年,相关的纠纷随之产生。他用一个通俗且形象的比喻来解释:“从鸡飞狗跳到遍地鸡毛,鸡飞狗跳的时候跟我们没关系,遍地鸡毛的时候争议解决律师得出场了。但在鸡飞起来,狗跳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做准备了。”

王家路特别强调快速学习的能力:“诉讼律师在接触案件之前,对案件所涉行业的专业知识可能一无所知,但是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成为这个专业甚至这个行业的法律专家,并需要最有效地利用相关的法律点,这是对诉讼律师最基本的一个素质要求。如果做不到,就会很吃力。”

如果说开放的心态,持续学习的能力,认真负责的态度与敬业精神是对每一位优秀律师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争议解决律师还对于性格有些许要求:不惹事但不怕事的个性,和愿意去解决问题的信念

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中说:“儒、隐、侠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三大性格要素。”这颇合通商合伙人们的气质。其中,“大侠文化”更体现在每一个前辈合伙人身上。虽性格不尽相同,但是骨子里都流淌着忠肝义胆和智慧豪情。

崔强至今记得,2008年他到通商面试,李洪积对他开的那句玩笑:“回家可以告诉父母,工作找到了,师傅是个‘大侠’。”

这种“侠气”尤体现在提携新人,遇事敢担当的作为上。通商争议解决团队内部建立了鼓励年轻律师继续学习深造的机制,只要和业务有关,不论出国留学的推荐还是参与各类论坛,团队都会积极支持,包括承担留学的费用。

“我们人不多,能达到的效果就是尽力扶持自己团队的这些人,我们做到了。从小了说是与人为善,大家相识就是缘份,尽量照顾别人,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成长空间;往大的说,律所作为社会机构有其社会责任,其中之一就是培养这个行业的后备力量。”李洪积说。

2012年,通商在加拿大遭遇诉讼,被诉赔偿90亿加元,约600亿人民币。面对不实诉讼,王家路认为,这时候必须得站出来,这是涉及通商生死存亡的时刻。随后,通商在境内提起一个诉讼,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

曾有很多人问王家路,为什么要去提起这个诉讼。“如果一个律师事务所连自己的权益和尊严都不能维护,你就不要指望它为客户、为社会去伸张正义,这就是原因。”这是王家路的侠义,也是他强调诉讼律师就该具有“不惹事但不怕事”的个性。

我们甚至能够描绘出这样一幅团队画像,这群律师绝顶聪明,智力过人,北大毕业者众。知其所以,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擅长解决疑难杂症与危机处理,让客户满意是最大的目标。他们的团队结构多元:体制内精英、原企业法总、涉外律师、代理机构出身……百花齐放。

有融进血液里的自信,和待人接物的谦卑。

哈佛大学教授Ashish在上“2018律所领导力与发展战略-中国课程”时曾说,成功律所或者团队一定能一句话就说清楚战略是什么。而所谓战略,就是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这在通商争议解决团队中非常清晰——

基于过硬的专业和服务能力,为大型企事业单位提供不可替代的疑难杂症和危机事件解决方案。

对于通商文化的由衷认同,对于律所品牌有着共同目标,尊师重道,有良好的师徒传承,对于律师职业保有热诚的这群人,正铸就着通商争议解决领域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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