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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法律市场:巨变涌动

作者 / 智合研究院 林戈

来源 / 智合


当前,中国正在以一个新兴大国的姿态站在全世界面前。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以制度创新和技术破壁带动了社会经济飞速的发展;中国律所和律师,则站在中国企业集群的背后,伴随着他们一次次搏击商业浪潮的席卷。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法律行业经历了高速的发展,中国律所和律师的创收和数量呈倍数增长,这是一个属于中国法律行业的黄金时代。

眼下,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主题是如何运用管理的价值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是如何帮助中国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如何抓住新兴的业务和涉外法律服务的机会,如何应对规模化浪潮之下带来的问题,当然还有,如何拥抱科技对于行业的改变。

此时此刻,中国的法律行业,正站在历史的临界线上。

十年时间,中国执业律师从15.67万人增长至36.5万人。其中从2009年到2010年、2016年到2017年,执业律师人数增长最为迅猛,均增长了将近4万人。从2008年到2017年,平均每年,中国执业律师人数的增长都约为10%。

自2008年到2017年,中国律师办理各类诉讼案件增长136.3%;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增长67.23%;担任法律顾问增长95.94%。

从2008年到2017年,中国的社会经济正处于急剧的发展与变革之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向前推进,相应地,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诉讼案件、非诉法律事务、担任法律顾问三大数据的增长,最能说明中国企业与中国人民的法律意识正不断提高。2008年,中国律师的整体创收不过区区300亿,而到了2017年,中国律师的整体创收已达到了979亿规模,增长了约2.3倍。

2018年,经过发展,中国的律师人数将超过40万人,律所达到3万家以上,整体创收则必将超过千亿规模。

若从近五年的维度来看,自2013年到2017年,中国创收最高的30家精英律所的整体创收从129.54亿元增长到330.3亿元,增长率达到了155%,年化增长率为20.6%。若按照这一增长速度,五年之后,中国30强精英律所的总创收将达到842.65亿元。

2017年,前30强律所330.3亿元人民币的总创收占据了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整体规模(979亿)的33.74%,若除以30,每家律所的平均总创收达到11.01亿元人民币。从人数规模来看,前30强律所的律师总人数达到了33112名,除以30,每家律所的律师人数达到了1103.7名左右,已达到千人大所的规模。

虽然中国经济仍在不断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放缓,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性调整、供给侧改革、对外开放成为关注的焦点与核心。这意味着,粗放式、野蛮生长的时代结束了,创新的时代、效率的时代、“走出去”的时代、精细化管理的时代降临,中国企业对中国律师的要求也必将提升。

法律服务行业的繁荣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当潮水上涨,所有行船均会上浮;而当潮水褪去,只有坚船方能挺立。

如何定义商务律师事务所的“强”?当一家律所的权益合伙人获得了最大化的经济回报,拥有最顶级的国际型人才,拥有市场上最高层级的客户资源和交易项目,组织的力量胜过律师个人的能力,协同的能力、对技术的应用、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领先于业内,其才可堪为“强”。而管理,可以帮助律师事务所实现这些。

中国法律市场的未来,属于那些将管理之道发挥到极致的律师事务所。

2018年10月底,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2019:强化培训 促进改革》正式出炉。

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提升32位,从去年的第78位跃升至今年的第46位,首次进入世界前50名。同时,中国也是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唯一一个进入 2019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10大最佳改革者名单的经济体。

从2003年起,世界银行每年对全球190个经济体进行评估,包括获得施工许可、跨境贸易、纳税、财产登记、开办企业、获得电力、少数投资者保护、获得信贷、破产、执行合同共计10个评估指标。就中国的营商环境而言,则以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指标数据为基础。其中,上海的权重为55%,北京为45%。

在2019年的报告中,中国在多项指标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中,获得电力指标排名上升84位,开办企业指标排名上升65位,保护少数投资者指标上升55位。

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在10个大的指标下设有数百个指标,英文问卷厚达数百页,高度依赖法律与政策的作用。其会向中小企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建筑师事务所,报关公司等营商人士发放问卷;并查阅每一个问题相应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以确保被测评经济体的相关举措具有拘束力,可以普遍适用和反复适用。

复杂案例的设问方式,既要让中国的企业理解,还要让世界银行的专家知晓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因此,2019年营商环境排名的提升,中国的法律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在营商环境报告中,涉及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主要集中在“执行合同”领域,包括了司法效率、司法成本、审判组织、司法程序、信息化程度、司法改革举措等指标,其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地区的法院竞争力。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智慧法院”的持续推进及金融法院、互联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法庭的落地,在满分18分的司法程序质量指数中,中国法院的得分为15.5,超过了美国、俄罗斯和我国香港地区。

虽然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仅将北京和上海纳入考核范围,但视野所及,全国各个省市都将提升营商环境作为工作重心之一。营商环境不仅仅包括世界银行报告中的十大指标,其内涵和外延应当包括企业发展所属的整体环境。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良好的法治环境、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均是一个城市软实力的体现。在提升全国各地的营商环境浪潮中,中国律师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一)专业化还不够,未来的律师必须行业化

《律所再造》一书的作者Jaap Bosman说:“客户在寻找对法律拥有整体认知的律师,更喜欢不拘泥于一个专业领域的律师,他们想要既理解客户的商业业务,又能从广阔视角分析法律问题的合作伙伴类型律师。”

未来的律师,必定不仅能在专业化道路上走的更远,能够精准解读法律条文的规定,而且扎根于行业,拥有较高的商业思维,方能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

相应地,律师事务所在确定专业细分方向的同时,还要根据行业的不同设定更为灵活的组织形式,而且,改变对年轻律师的培养方式。

(二)相同的赛道:新型业务崛起,但市场亦有波动

眼下,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传感技术、芯片技术等核心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金融、智能制造、金融科技、共享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领域对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正在扩大。由此,数据合规、金融科技、新型纠纷案件、新经济企业的上市等业务成为近年来律师行业的热门领域。

而由于立法、监管的滞后性,新经济可能会冲破原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新经济与现规则之间产生一定的碰撞和摩擦。那么作为律师,既要能从法律的角度出发,研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定义、分类和立法、执法问题,在促进和保护新技术发展的同时,控制风险;还要能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思考新技术将会对整个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科创板的设立是近来资本市场中最引人注意的变化。2018年11月,中国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设立科创板的目的在于聚焦国家创新驱动和科技发展战略,重点服务具有较高成长性的科技型、创新型及科技创新型企业(包括但不限于新消费模式和新经济模式企业等)。

在合规监管日益严格的背景下,企业的商业经营过程中通常会遇到行政事务的合规性审查,遭遇行政调查后的风险应对与化解,以及被处理后的合法权益救济。由此,商事行政法律服务,即以行政法律关系为核心,针对与企业、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有关事务进行行政法律风险的防范与行政法律争议的解决,或将在未来异军突起。

随着国内高净值人群的增加,资产类型日趋丰富,跨国境、跨法域、综合性的家事业务增多。运用协议、诉讼、信托、节税、基金会、保险、遗嘱等法律工具或手段,为客户提供财富安全保障与财富代际传承的私人财富管理业务,或将成为下一个风口。

在并购领域,由于股价的低迷,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难度增大,加上较长审核周期的影响,导致上市公司通过股份购买资产的意愿在下降。目前,“基础设施建设”、“TMT”和“金融服务”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三大目标行业,而与此同时,由于外国政府对外资进入当地市场的审查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亦保持审慎的态度。

(三)2018,吹响号角的港股大时代

自2010年开始,中国大陆逐渐掀起了互联网创业的热潮。这些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在经历了数年的发展及多轮VC/PE投资,当“独角兽”成长为“巨兽”,其业务逐渐成熟,加上巨额的融资需要和投资人退出需求,让上市募资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2018年4月,香港联交所发布了新修订的《主板上市规则》,为适应新经济的发展,新修订的《主板上市规则》新增了三个章节,包括生物科技章节、不同投票权章节和第二上市章节,也相应促成了资本市场的火热。港股大时代吹响了号角。

长久以来,基础设施、地产、金融、水务、物流、零售消费等传统概念是港股市场的主流。但在2018年,互联网、生物科技、医疗健康、教育企业的上市成为了港股市场的“新赛道”。

2018年,香港共有218家新上市公司,创下香港资本市场多年来历史新高,较2017年全年的174家增长44家。通过IPO上市的205家上市公司一共募资 2863.63亿港元,较2017年上升122.8%,其中前三大IPO项目(中国铁塔、小米、美团)共募资1345亿港元。

在今年的香港资本市场,共有35家中国律所,参与了138 家(涉及中国的业务和资产)IPO项目,就IPO数目来看,竞天公诚以 36 家的数量名列第一;就募资金额来看,中伦以1049.16亿港元的募资,位居第一,占募资总额的36.6%。

但近来,香港恒生指数波动,香港资本市场的走向充满着不确定,随着A股的回暖,2019年赴港上市的窗口还会持续多久,还有多少资本的传奇可以书写,还需拭目以待。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外商投资大幅增长,设立的合资企业多达几十万家。1992年12月,司法部批准了12家外资律所和香港律所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办事处,开启了外资所在中国法律市场的布局。从1992年到中国刚入世的那几年,堪称外资律所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境法律服务几乎被外资律所垄断。

到了十年之前,中国的本土大所在于外资律所的竞争与合作中逐渐显现出优势,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开始偏向于选择中国律师。而时至今日,中国律所已占据了入境投资法律服务的最大市场份额。这是过往20年,中国法律市场的改变。

在2018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宣布,将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主动扩大进口。与此同时,中国还公开了金融业开放的时间表,其中涉及银行业、证券及基金业、保险业、股票互联互通及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多个方面。

在2018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主办方世界经济论坛称,中企对外投资增长仍会继续,未来10年,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预计将达到2.5万亿美元。

当前,中国经济开始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中国之造”必将在未来十年享誉全球。

中国律所参与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的趋势不可阻挡,涉外法律服务将成为未来中国律所的核心竞争力。

2018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对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拟入选名单进行公示。名单显示,共有来自30个省级行政区的988名律师入选涉外人才名录。

从地域分布看,入选律师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及沿海地区,仅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浙江6省市入选的律师就达到了574人,占入选总人数的58.10%。其余24省市入选律师合计414人,占入选总人数的41.90%。虽然我国内陆省份的律师入选较少,但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各省中四川有39名律师入选,表现突出,云南、重庆、广西的入选人数也较为可观,可见我国西部地区律师行业仍有较大发展潜力。

根据司法部通知,每位参加涉外律师人才申报的律师可在国际经济合作、国际贸易、跨境投资、金融与资本市场、能源与基础设施、海商海事、跨国犯罪与追逃追赃、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民商事诉讼与仲裁9个类别中选择不超过2项作为业务类别。

9大业务领域中,从事跨境投资业务的律师最多,其次是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国际贸易、金融与资本市场,从事跨国犯罪与追逃追赃业务的律师最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涉外法律业务的构成。

国际化布局,也被中国律所提上了制定战略时的议程。开设海外分所、与境外律所合资办所、跨国合并、瑞士法人结构、“Best Friend”、品牌联盟、跨国联盟、联营、加入国际律师组织等,是中国律所国际化的主要模式。海外律师的占比、国际办公室数量、跨境业务占创收的比重、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等指标将会成为考核其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虽然整体趋势向好,但我们也应看到,全球资本市场正在跃跃欲试的“灰犀牛”、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中美关系之间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律所来说,改变过于依赖跨境业务的单一化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亦成为未来发展的重心。

中国律所已从野蛮生长阶段步入质量提升阶段。

2018年,中国律所在创收和规模的道路上继续狂飙突进。如何平衡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如何处理总部与分所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有效的、协同的规模化已愈发成为布局的关键。

2018年11月,汤森路透ALB公布了本年度的中国律所规模30强排名。其中,盈科、大成、德恒、锦天城、国浩名列前五,金诚同达和浩天信和以超过900名律师的规模接近千人。

规模的扩大,势必会带来管理制度的改革。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提高律所的集约化水平,释放规模效益,一体化管理和公司化管理进入律所管理者的目光之中,分配机制的改革、管理模式的完善、市场部门的构建、职业经理人的引进、专业部门/团队的划分、风险控制和利益冲突避免成为近十多年中国一线大所讨论的专题。

对于律所的合并浪潮,战略定位、分配体系、治理结构、文化融合、品牌推广、业务资源整合将成为过渡期的主题。

从省域经济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城市群经济过渡是近年来中国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

从目前的格局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是中国律所的主要竞争地。大所、强所多出自于这三个地区。因此,加强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资源整合与一体化管理成为了许多中国律所的发展战略之一。

城市群经济的崛起,不一定会带来许多新型的业务,但由于区域经济协同的增强,市场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会更加旺盛。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市场、合规管理、投资并购、跨境金融、跨境贸易、家族财富管理、知识产权以及争议解决等法律服务领域都表现出强烈的整体性机会。

此外,从2019年钱伯斯亚太排名的中资所律所榜来看,在“公司/商事”领域,共有37家律所位居各省市的Band1,其中既有区域性的本土大所,亦有京沪大所的分所,可谓纵横交错。

在京沪大所纷纷入驻,竞争加剧的同时,区域性的律所合并和行业资源整合,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三所合并成为百人甚至两百人大所的现象愈发普遍。

所有科技产品均建立在应用场景之上。虽然在人们的主观印象上,人工智能的形象与索菲亚机器人大体无异,但真正的人工智能,却主要着眼于用机器协助人来处理特定场景的应用问题。

从产品形态来看,法律服务的需求方、提供方和居中裁判者当前对科技的需求不一。法律服务的需求方(当事人)以智能咨询、律师匹配、企业法务支持为主要需求。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电子证据、SaaS平台等的情况日渐频繁。而法院的信息化,则着眼于裁判文书的公布、庭审的辅助和文书的生成。

凯文·凯利说,不存在将所有功能全部打通的、通用的人工智能。在法律领域,人工智能正在沿着“算法、专家、数据”的路径在进化。

所谓算法,是指进行计算、解决问题、做出决定的一套有条理的步骤。因此,算法不是单次的计算,而是计算时采用的方法。以知识图谱不断提升机器对法律概念的认知、对大数据的持续积累和标注,加上法律专家的反馈和监督,是当前法律人工智能发展的形态。而作为基础的法律行业人工智能的数据建设仍任重道远。

“中国律师事务所没有必要去复制英美所的管理方式,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新的方式实现对传统的律所跨越式的超越。”Richard Susskind在“智合论坛2018——未来法律人简史”上说。

2018年,我们看到了全球趋势的不确定性,看到了以“四大”为代表的替代性法律服务在全球市场纵横捭阖、攻城略地,看到了法律AI、区块链、云计算、数据安全对于行业的重塑,看到了客户的交易模式可能改变,看到了律师事务所在管理模式的转型和升级,看到了中国律所在规模和国际的道路上的尝试和探索,看到了企业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看到了资本市场的潮起潮落,当然也看到了新型的业务机会。可以说,我们踏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未来的中国大所,会基于当前的现象和未来的趋势,以生态圈的方式得以建立,不仅仅依托于律师事务所本身,而会与律师学院、科技平台融为一体,有效地整合全所资源,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2019年,巨变涌动,你准备好踏入那律界竞技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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