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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26年史:连接传统和未来

作者 / 林戈  毛姗姗

来源 / 智合


通商,源于清末光绪年间李鸿章编纂的《通商条约章程成案汇编》[1],为清代涉外经贸法律事务断案的重要依据与参考。以“通商”二字作为律所之名,一来蕴含了其定位于涉外商事业务之意,二来也渗透了对于这段厚重历史的致敬。

“红圈所”,是通商与其他7家创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并称,他们无疑是中国头部律所的代表。而在这8家律所中,通商是最为神秘的一家。

纵横律师行业二十六载,通商始终保持低调。但VIE结构的创设,红筹重组模式的创新,以及诸多“资本市场第一案”的加持,依然让通商在业界声名远扬。早早拔得境外资本市场头筹,成为大投行们的“御用”合作伙伴,驰名境外资本市场的“通天组合”,通商亦是其中之一。

通商是传统的,长久以来,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团队制,并且一直给以人埋头做业务、低调又内敛的印象。通商又是新的,业务和法律技术的创新又溶在通商律师们的血液里,命运始终眷顾他。

我们是历史悠久的新律所。”通商新一届管理层对自己如是评价。

传统的极致在哪,通商又缘何而新?

先机与创新,

境外资本市场的辉煌

1992年,一个属于开创者的年份。

那年,韩小京、刘钢和邸晓峰分别从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和中国国际律师交流中心“下海”,在赛特购物中心租了一个夹层,创设通商。

△ 通商三位创始合伙人,左起依次为韩小京律师、刘钢律师、邸晓峰律师

三位创始人皆有海外学习或者工作背景,洋气,但也接点地气。因此,通商设立伊始,主要业务是代表中国的银行或者财团进行银行贷款和境外发债。

那一年,通商的创始人们处理业务用的还是传真机——几人等在传真机前,看着机器吐出单子,上面写着需要什么法律服务,谁有时间就由谁来承接。为了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接收文件用绿色纸张,发出文件用白色纸张,绿色文件原则上要求在48小时内回复完毕。第一年,还处于创业期的通商就实现了盈利。那些绿白相间的资料夹见证了通商的第一个十年。

1993年,中国企业开始走向境外资本市场,由此奠定了通商此后近三十年业务发展的根基。

在90年代的A股市场,只有拥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才可以签署上报证监会的法律意见书,“证券律师”是一种稀缺的牌照资源。但在香港资本市场,投行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市场的认可更为重要,因此能否进入顶级投行的视线至为关键。

马鞍山钢铁和昆明机床两个H股上市项目,让通商成为国内第一批从事境外资本市场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也使其与境外顶级投行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也是此后20多年里,我们总能在大型境外上市项目中看到通商律师身影的原因。

中国的国企改革发轫于1995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是当年的政策思路。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同时对国企布局不合理的结构进行调整,催生了大量法律服务需求。

从1996年起,作为国有企业“政企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排头兵,电信行业开始改革并试水资本市场,通商非常有幸地见证和深入参与了整个过程。从1997年的中国移动香港上市、1998年的国信寻呼重组、2000年和2002年的中国联通分别在香港和A股上市、2008年电信全行业重组、2017年中国联通混改直至2018年中国铁塔香港上市,通商从未缺席。

“其实不止电信业,能源行业如中石化、中海油的境外上市,航运业如中国远洋的境内上市、中国远洋和中国海运的重组,交通运输业如南车北车的合并、东航和上航的合并,金融行业如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中信银行的上市等,这些标志性的项目中总会发现我们的身影。”张小满律师,通商管委会成员之一,分管业务的合伙人说道。

 通商管理合伙人之一张小满律师

上世纪90年代末,科技股与互联网股在纳斯达克市场开始狂飙突进。2000年,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纷纷在美国上市。其中新浪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刘钢律师担任新浪的中国法律顾问。

正是在这一项目中,刘钢律师开创了运用于中国企业上市的VIE架构。

VIE架构是指境外投资公司通过中国法项下的合同安排,在没有直接股权关系的情况下控制国内公司的运营,由此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将国内公司的财务数据并入境外投资公司的财务报表中。正是由于VIE架构被境外的证券监管机构认可和被投资者所接受,才使得处于襁褓状态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获得了初期发展必需的资金。为此,著名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Chambers and Partners)在2010年授予刘钢律师“亚洲律师界终身成就奖”,这是钱伯斯首次将此殊荣授予中国律师。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启了未来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增长同样体现在资本市场领域。

从2002年开始,在继续服务于大型国企的同时,随着大量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及融资、上市的需求迅增,通商进入了新的黄金发展期。2006年,通商大家庭加入了新的成员,迎来了李洪积律师和王家路律师两位争议解决领域的业界翘楚。

这次扩张对通商而言意义重大,一方面,两位争议解决领域的明星合伙人在大型商事案件的仲裁和诉讼方面的丰富经验,使得通商能够更好地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服务,实现了非诉与诉讼业务的平衡,让通商不再是仅以资本市场为主,而是成为一家综合性商事律所。另一方面,在那一年,通商的法律服务人员超过了一百人,人员规模也上了新的台阶。这次调整的效果在应对两年以后的金融危机时得到了验证。

转型与布局,

长青律所的必然选择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当时,通商的境外资本市场业务占据了很高的比例。这种“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促使通商开始思考业务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2008年之前,通商主要做上市、发债和融资,帮客户挣钱,挣到钱之后就投资并购重组,帮客户花钱。2008年下半年港股停摆,开始要帮客户要钱(争议解决)。通商的争议解决拳头产品是商事仲裁,当然法院这一块也做得不错。现在我们80多位合伙人中,专门从事争议解决的有20多位。”张小满说。

自2008年开始,通商在非诉领域开始开展投融资、并购、公司业务,并围绕金融、证券、公司等业务拓展了争议解决(仲裁)业务,这次转型让通商的抗风险能力得以进一步加强。并且得益于2006年对于争议解决领域的布局,2009年总创收依然实现了较大的增长。

当然,对于以非诉业务为主导的律师事务所而言,其自身也存在“风险对冲”的安排,即市场火爆之时多做资本市场,市场颓靡之时,多做并购重组和破产重整类业务。

2011年加入通商的陈浮,目前是通商争议解决领域的合伙人,也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最年轻的律师仲裁员之一。他说,通商的争议解决团队主要专注于处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商事纠纷案件,从诉讼、仲裁到执行再到破产清算,均能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2010年,智能手机普及,移动互联网浪潮兴起,电商、视频、游戏是当时的三大热门行业。通商合伙人张新阳正是自那时开始就专注于TMT、新经济领域的法律服务。在新经济领域,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迭代和自我发展日新月异,从出现到实现产业化和市场应用的周期通常很短,这对律师的反应速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数据安全保护等领域存在着大量法律服务需求,都需要律师提供专业性的意见。

“跟随新经济行业赛道的转换,不断做出调整。这就是我们这一领域律师的宿命。”张新阳说。

风水轮流转,每个行业都有周期性,但都遵循着企业发展的自然规律,比如在企业发展扩大时就会考虑进入资本市场。企业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之下,真正具有商业思维的专业律师在任何时候都不愁业务。

 通商管理合伙人之一孔鑫律师

2012年到2015年,通商又一次业务转型。这次,通商从以大投行客户为导向转向了以公司客户为导向,并构建了全链条的法律产品提供和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直至今天。医疗、教育、TMT、新经济都是通商持续发力的热点领域。

2013年11月29日,中国内地最大的私立医院管理集团——凤凰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这是第一家在香港IPO上市的内地医院营运商。这个项目囊括了公立医院改制、非营利性医院托管、营利性医院运营、药品器械的供应链安排等几乎所有的医院资本运作模式。通商合伙人王波也正是从这个项目开始踏入医疗健康领域。

2018年,港股市场的火热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上市集资金额已达2,615亿港元新高,预计仍可保持全球集资第一的地位。

2018年4月,联交所发布了新修订的《主板上市规则》,为适应新经济的发展,新修订的《主板上市规则》新增了“生物科技”章节,为医疗健康领域的企业赴港上市带来了机遇。2018年8月,歌礼制药上市,成为香港首支未盈利生物科技股。上市的背后,便有通商律师的参与。王波表示,通商在这一领域的IPO业务目前已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

近年来,中国民众对于教育愈发重视,这也促进了教育行业的繁荣。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法通过,民办教育企业的投融资、并购、上市需求增多。通商合伙人孙溦在教育行业已精耕多年,她说,教育行业的起落繁荣与政策、市场高度相关。而对于政策和市场的精准把握,真正为客户解决难题,正是通商的优势。

2018年截止本文刊发之日,通商已经协助超过20家中国客户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通商的发展,紧密伴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国企改制、资本市场的发展、政策法规的变化以及行业周期的轮动。可以说,他的每次选择和华丽转身,都抓住了行业和时代的脉搏。从1992年成立以后,通商见证了2个以上的经济周期,在周期中品尝了苦涩,学会了成长,在困难过后变得更强大。

低调的技术派律师

上世纪90年代,是风云变幻、承上启下的十年。

当时,外商投资大幅增长,设立的合资企业多达几十万家,中国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急剧增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对资本的需求。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开业,欣欣向荣的资本市场催生了大量法律服务需求。加之小平同志南巡,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轨。

外商投资、公司并购、大型国企和银行的上市,成为了商务律师事务所的几项主要业务类型。而“通商”二字,我们从名字也可看出,成立伊始其就将自身定位为商务律师事务所,英文名“Commerce & Finance”则更为直接地体现了这一点。

通商三位创始合伙人的性格特征都是“洋派又性情”。

韩小京、刘钢、邸晓峰的共同点是都具有极佳的文字功底,对政府机构的行事风格都颇为熟悉,并且懂法律、懂外语、懂金融和资本市场,这些特质让他们很容易受到大型国企、银行和外资企业的青睐。

加上早期的通商律师均毕业于北大、法大、贸大等国内一流法学院,从一开始就给通商注入了良好的基因。

早年间,在法律和监管层面,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灰色地带,这就需要律师对于中国的法律、政府的政策、行业的未来发展有着精准的把握和理解。在这一方面,韩小京律师一直是“霸气外露”的、善于解决问题的高手。

刘钢律师是三人中的“技术流”,是客户心目中低调、沉稳的“中国法律向导”。在刘钢的职业生涯中,有太多的“第一”值得回味,包括两家顶级华尔街投行首次聘请同一个律师投资一家中国公司、第一家大红筹境外上市、第一家用红筹公司股权作为资产进行A股上市、第一家国有四大银行的改制上市等。

邸晓峰律师思维敏捷,口才一流,既有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又有香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历。他同时也是中国汽车行业首屈一指的法律专家,从一汽、东风到重汽,对于行业的理解和领会业内一流。

巧的是,这种“铁三角”的组合,也延续到了现在通商现有三位管委会成员的身上。正是这种文化的传承,使得通商的品牌一直口耳相传。同时,通商的特质是务实稳健型的,这种稳健不仅体现在其业务的质量上,也体现在团队的稳定性上,26年来,通商的合伙人流失率极低。

事务所主任吴刚告诉我们,“通商就像是一个家庭,创始合伙人们一直都在,我们的文化谦逊、包容,追求合伙人之间的良好氛围。”

“为客户直接解决问题,喜欢创造性地解决前沿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特点。”孙溦说。

争议解决律师要学会跳出案件本身来看待问题。诉讼/仲裁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实现委托人合法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本质。通商争议解决团队在办理案件时,会快速学习掌握行业知识,深入研究程序法和实体法问题,全面了解相关司法裁判规则,同时运用诉讼可视化、团队协同作战等现代办案技术。争议解决律师的至高境界应当是,胸怀天下,不拘泥于个案,在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着眼于推动整个国家法治的进步。

陈浮这么总结他多年来的经验和体会。

“低调的技术派”或许是对这家律所以及通商律师最好的形容。但“技术派”一词,在通商有其特定的含义——“法律功底是最基础的,对政府监管机构的理解和结合商业思维解决客户问题也是我们要求的。基于这个基础,我们酒香不怕巷子深。”管委会主任孔鑫律师说。

张小满则将“律师”两个字拆开,他说:“‘律者’就是法律、政策、规定,‘师者’就是传道、授业、解惑。”

“知识分子想当老板”

最适合来通商

26年来,通商虽然一直采用一体化的管理模式,所有办公室统一管理,财务统一核算,但在为客户服务时采取了联系更紧密的团队制模式。在吸纳新的合伙人时,要求进入通商的人必须懂业务,最好能与通商原有的业务类型形成互补。

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生式发展,从内部培养合伙人;另一种是外延式发展,通过合并或从外部吸收合伙人的方式扩大规模。通商的大多数合伙人是从内部成长起来的。除了团队层面的集体培训之外,通商的律师们一直是手把手地带徒弟。

吴刚律师说:“有什么培训能比得上师父一对一的耳提面命,在起草文书、开电话会时的口耳相传更有效?”这种模式也让通商律师之间的文化认同感很强。

△ 通商管理合伙人之一吴刚律师

2015年,通商开始管理体制调整,在原有团队制的基础上更强调团队之间的合作和资源整合。

在改制之前,通商的合伙人制度只有一级合伙人与授薪合伙人两个层级。此次改制,在一级合伙人和授薪合伙人之间增加了二级合伙人,以充分释放年轻合伙人的潜能。

从2016年开始,通商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员和总创收规模大幅提升。目前,通商已有80多名合伙人,法律服务人员超过350名。

在张小满律师的印象中,通商有一种“大侠文化”,在26年的发展历程中,各领域的明星合伙人一直源源不断地产生。

“律所管理应当运用黄老思想,讲究一个垂拱而治,充分发挥互相选择的合伙人的能动性与自律性;带领团队则要采纳孔孟学说,内圣外王,对内做团队的带头大哥,对外要镇得住客户。”张小满说,“通商的管理体制可以概括为商量制,并不是‘巨头体制’。通商的文化和氛围较为适合律师这种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想当老板’,那就最适合来通商。”

孔鑫表示,通商会一直保持自己的文化惯性,良性的合伙人文化是通商发展的根本。未来,通商会继续将合伙制发挥到极致。

“凭借我们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意识,通商要做好专业机构的专业顾问。”吴刚最后总结说。

在通商的文化中,更多的并不是“狼性”,而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理念。律师们专注于服务客户,也服务通商这个平台和通商的其他律师们。创始人们的这种情怀也传递到了孔鑫、吴刚、张小满、王波、孙溦、张新阳、陈浮……这些在通商成长起来的年轻合伙人身上。

对标WLRK,做一家

“精而全”的律师事务所

创立于1965年的Wachtell,Lipton, Rosen & Katz(即WLRK)是华尔街顶尖律所,常年位居Vault 100美资律所排名前三名。《资本的规则》一书中写到,WLRK的定位是不求全,不贪易,但求新,乐用险。

正是因为WLRK只提供最高端的法律服务,而不追求规模的扩张,这才保证了他的合伙文化得以贯彻始终。

WLRK正是通商的奋斗目标,做一家“精而全”的律师事务所是他们的定位和愿景。

通商的深圳分所和上海分所早在上世纪末就已设立,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迎来各自的20周年庆典。上海和深圳作为我国的经济重镇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核心地区,布局的意义不言而喻。但除了北京总部、上海分所和深圳分所之外,多年来,规模方面通商一直保持着审慎和克制。

为了打通境内外的业务,让业务的结构更为合理,2018年,通商的香港分所也正式设立。

目前,通商的业务链条已从基金的设立、募集,到VC/PE,到境内外资本市场,再到资本市场之后的再融资、并购、重组,最后到争议解决及企业的破产重整,“从头至尾”,相当完备。

相比上一年度,通商2017年的创收实现了30%的增长;而在2018年,创收增长幅度预计将接近50%。这是一个惊人的速度,通过一年又一年的布局,通商正在不断迎来自己的巅峰。

资本的特性是流动。在商业世界和法律世界中穿梭的通商就像是桥梁,让资本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在通商的业务中,既有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快消品、海洋运输等传统行业,也有TMT、互联网、新经济等代表未来的行业。这是通商业务中的连接传统和未来。

但其实,通商的个性中既有沉稳、务实、稳健的一面,始终保持着他们的传统,同时也具备创新性的文化。这是基因中的连接传统和未来。

《诗经·大雅·文王》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用这句话来形容通商再合适不过。通商是一家老牌律所,但它具有着创新和自我发展的基因。

结 语

与欧美成熟的市场不同,中国法律市场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高速增长就意味着机遇,意味着挑战,意味着不确定性。

回首过去的30年,屹立至今的中国头部律所无非是处理好了三组关系,即律所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合伙人与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合伙人与律师之间的关系。

业务的定位、制度的选择、年轻人的认同是律师事务所发展的根基。通商,正是那些把握了发展规律的律所中的杰出代表。

通商26年的发展史,既是时代风云和行业轮转的外力使然,也受其内在的文化基因和制度驱动。

“务财训农,通商惠工”,通商代表着融通商业世界和法律世界,未来,他们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注释:

[1]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但条约文本并未颁至地方,地方官只知其名,对内容仅知梗概而未详,事实上难以遵守。光绪元年八月,清廷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咨行各省督抚,各将条约刊刻发给道府厅州县各地方官详细查阅,庶遇有外洋交涉事件,可以照约办理。李鸿章编《通商条约章程成案汇编》即是在此基础上编修而成的,如其序言所说“泰西立国之道,以互市为经,以交邻为纬……朝廷昭示大信,尝特遣重臣经营其间,颁下所司奉行毋怠,顾民习故常,耳目所触,动多惊疑。或至芥豆之微,上厪宵旰,吏亦瞠目,束手莫辨所由。予伯兄昔深慨之,就南北通商衙门钞录案牍,思勒为一书,晓示天下,冀泯异同之见,以销内外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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