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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来源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作者 / 高远

拍摄 / 奚晓诗


11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上海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盛勇强对外通报2016至2018年上海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上海高院执行局局长鲍慧民发布2018年破解执行难十大典型案例、十个执行失信联合惩戒案例和五个“执行不能”案例。

图为新闻发布会现场

智合在现场获悉,2016年至2018年10月,上海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47.4万件,执结46.29万件,执行到位标的额1348.83余亿元;实际执结率、执行完毕率、法定期限内结案率、结案平均用时等指标均位居全国法院前列。今年7月,上海高院被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确定为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样板法院”之一。

1聚合外力综合治理执行难

“解决执行难是一项系统工程。向执行难宣战以来,上海法院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大力加强执行联动机制建设,着力构建多方共同治理执行难的格局。”盛勇强告诉智合。

2017年5月,上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本市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有力推进全市失信被执行人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建设。

2017年6月,上海高院、市发改委等46个部门联合签署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合作备忘录》。《合作备忘录》签订后,上海高院与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陆续形成具体落实相关工作会议纪要或合作协议,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

目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不动产登记局、市土地交易中心、市经信委等单位已将法院推送的失信名单嵌入业务系统,失信被执行人在上海担任公司高管、购置不动产、招投标土地、建设工程等方面将受到系统限制。

图为上海高院发布2018年上海法院破解执行难十大典型案例、十个执行失信联合惩戒案例和五个“执行不能”案例。

在今天发布的十个执行失信联合惩戒案例中,智合看到,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某公司因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今年9月,该公司曾两次参与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投标,上海市住建委在审查中发现,其在信用平台中被记录为失信人员,于是取消了其招投标资格。该公司得知这一缘故后,立即联系法院支付了全部欠款,最终法院依法将其从失信名单中删除。

截至目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对6604人次担任公司高管等申请作了拦截,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共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430人次,上海市经信委对350余人次购买新能源汽车作了限制。

2用足内力筑牢“制度笼子”

“打击抗拒执行、规避执行”“规范执行行为、转变执行作风”“涉民生及重大疑难案件执行”……上海法院的一个个专项活动在全市拉开序幕;“执行会战100天”、“夏日决胜”大会战……全市执行法官投入一场场战役,掀起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热潮。

据了解,为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上海高院持续开展执行专项行动,突出执行强制性,强化执行威慑力,两年多来,共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23.98万例,限制出境5227人,司法拘留2737人,追究拒执犯罪刑事责任71人。2018年7至9月“夏日决胜”大会战期间,全市累计执结涉民生案件7747件,执行到位标的额约7.23亿元。

“制度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盛勇强在发布会上表示,上海法院在持续开展各项专项治理行动的同时,紧紧抓住制度创新这个根本,着力在制度机制建设上下功夫,促进执行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两年来,上海高院先后制定和修订了《关于金钱债权执行实施案件流程管理的规定》等20余项制度,出台了《执行办案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上海法院执行考核指标体系(试行)》等规定,把执行权关进“制度笼子”,推动执行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与此同时,依托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管理机制也在上海法院日臻完善。目前,上海全市法院均建立了执行指挥中心,上海高院执行局通过指挥中心的案件管理、网络查控、跟踪督办、工作检查、决策分析等功能,统筹管理上海全市法院日常执行工作,各中基层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设置专人负责,落实最高法院案件督办、外省市法院及上海法院间事项委托等工作。

3科技助力推动模式创新

在今天公布的十大典型案例中,有一起企业借贷纠纷执行案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去年11月7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某化工公司名下13栋厂房,并在执行过程中予以网络拍卖,最终以6.01亿元拍卖成交,溢价率44%,该成交额创下了上海基层法院单笔网络拍卖额之最。

松江执行案的顺利执结显示了网络司法拍卖为财产的变现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为充分发挥这项机制的作用,2017年2月9日,上海高院出台《上海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实施细则(试行)》,坚持“网拍优先、执拍分离”原则,强化职能部门的衔接配合,对符合网拍条件的案件实现100%全覆盖。同时,随着新类型执行案件的不断出现,网络拍卖标的物的范围也逐渐拓宽,司法实践中开始出现查封拍卖钢铁企业产能指标等的尝试。

2017年3月至2018年10月,上海法院网络司法拍卖案件3020件,成交数2478件,成交额约169亿元,成交率94.36%,溢价率82.12%。

此外,上海法院还不断升级本地执行办案管理系统,实现与最高法院确定的196项节点全面对接、对执行流程涉及的52个环节进行全面管控;研发应用执行案款管理“E号通”,实行“一案一人一账号”管理机制。

4凝聚共识理性认识“执行不能”

执行难主要是指有财产可供执行而不能得到及时全部执行的情况,表现为被执行人以各种手段规避执行、抗拒执行或外界干预执行等现象,以及人民法院自身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甚至乱执行等执行不力、执行失范情形。但在执行过程中,并非所有的被执行人都有财产可供执行,这种被执行人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虽经法院穷尽执行措施,仍然无法实际执行到位的情况,被称之为“执行不能”。据最高法院统计,在法院受理的强制执行案件中,大约有40%左右的案件属于这种情况。

发布会上,鲍慧民介绍了五起“执行不能”的案例情况。

在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执行案中,两被执行人均年过六旬,无劳动能力,靠农保为生。儿子结婚后离家出走后,两人共同抚养孙子13年,加上为申请执行人支付了6万多元医疗费,花光了所有积蓄,根本没有履行能力。

法官将两被执行人的情况向申请执行人做了详细的告知和释明,取得了申请执行人的谅解。考虑到申请执行人急需2万元后续治疗费,法院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其申请了2万元的社会救助。

鲍慧民指出,“执行不能”案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法人债务。被执行企业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甚至处于无人员、无财产、无办公场所的状态,这些“僵尸企业”在执行中形成大量“僵尸案件”。另一类是自然人债务。一些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案件,被执行人自始就财力有限,甚至“家徒四壁”,确无清偿能力。“执行不能”案件通常不是由执行程序解决,多数要通过破产程序及社会救助等方式解决。对于不符合破产程序及社会救助条件的,执行法院只能对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终本”只是执行程序阶段性终结。“终本”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在“终本”后的5年内,执行法院还会每6个月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行人的财产。

“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战决胜之年,全市法院将继续全力以赴做好‘解决执行难’集中宣传工作,不断增强社会公众的市场风险、社会风险和法律风险意识。”盛勇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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