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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20年,美资所“百年老店”长盛撤离中国,留下这些问题等待回答

作者:张耀丹


2018年5月,有着超过120年历史的美国老牌律所长盛,关闭了其位于中国的全部三家办公室,正式撤离中国市场。长盛在1997-2013年间先后布局香港、上海和北京,在华经营超过二十年。消息一出,引发对外资所在华生存现状的热议。

然而,长盛并非第一家撤离中国的外国大所。此前也有诸如温斯顿、法朗克等多家大所相继撤离中国,类似的消息也在近年一直陆续出现。这不由引人思考,这些外资所为何会相继撤离中国这片法律服务的热土?“撤军”是否会发展为一种趋势?外资所在华的生存状况是否已然步入寒冬?

外所在华:浮沉二十六年

综观外所在中国的二十六年发展,可大致总结出三个发展阶段:

★ 1992年—2001年 ★

1992年,司法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台《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暂行规定》,标志着外所进驻中国的起点。

这个暂行规定的颁布,不仅是为适应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需求,更是为加强中外法律事务的交流,促进彼时刚刚起步的中国律所尽快与国际接轨。

★ 2001年—2008年 ★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正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一事件也对中国法律事务,尤其是涉外法律事务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入世后的几年间,外所伴随大量外资的涌入积极进驻中国。相比当时还在蹒跚学步的中国律所,外资所无论是在人才、资本还是涉外法律经验等方面都有着绝对的优势。

在这一阶段中,表现最为抢眼的要数英国的“魔圈所”。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所方面,领先的华尔街律所诸如达维、盛信等,只在香港拥有小型的团队;而英国律所方面,仅年利达就在其香港、上海和北京的办公室拥有将近200名律师[1]。

在当时竞争还不算太激烈的中国法律市场,这些英国律所凭借其自身实力几乎垄断了当时最显著的跨境并购、公司金融以及基础设施项目。

当时年利达声名卓著的“梦之队”,便是英国律所在这段巅峰时期的一个缩影。一位曾在年利达担任高级合伙人的律师在The Lawyer的访谈中表示,中国业务是当时律所盈利能力最强的业务部分。

 2008年—2018年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临,对外资所造成了很大影响。此前风光无限的英国律所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无论是在业务还是人才方面,都受到了严重打击。

业务方面,2008年以前,外资竞相涌入中国市场,外资所的客户以外国投资者居多。金融危机之后,外国投资大量缩减,而很多中国企业开始积极走出国门,寻求海外投资机会,这就造成律所的业务在整体上减少,且主要客户和业务也发生了根本改变。2016年,中国开始控制资本外流,对中国资本的海外投资业务进行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所的业务来源。

人才方面,美国律所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主力,很多英国律所的律师选择加入美国律所。以年利达为例,2009年,时任年利达亚洲管伙的邵子力转任摩根大通中国CEO,此后,“梦之队”分解衰落。根据The Lawyer的数据,2015年-2016年初年利达流失的中国区合伙人有12位,如下表所示:

人才的流动方向也体现着美国律所的崛起。另外,根据汤森路透的数据,2015年中国并购业务前十名的国际律所在业务金额和业务数量的排名如下表:

可见,虽然领衔的仍是英国律所富而德,但这十家上榜律所中,美国律所占到了7家,英国律所在中国再无2008年之前的“绝对优势”。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英三国律所的竞相发展,使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日趋饱和。

加州大学伯克利的一份论文显示,1992年至2012年的二十年间,平均每年有12家外国律所的中国办公室开业[2]。而根据司法部近五年的统计,2013至2017年外国律所驻华代表机构的数量如下图: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  制图:智合

可见,外所在华设立办公室的速度已经显著减缓,近五年外所在华设立办公室的数量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进一步体现了外资所在华业务的日趋饱和。

政策劣势与激烈竞争下的外资所

除去宏观经济状况这一大因素,外资所在中国还面临政策、竞争等方面的阻碍。

受限的执业空间 

根据《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外国律所在中国只能从事不包括中国法律事务的五项活动。对于中国法律事务,外国律所不能聘用中国执业律师,只能通过委托中国律所来办理。

这一政策将外国律所的执业范围限定于涉外业务,主要包括跨境并购、海外上市、涉外争议解决、FCPA合规、知识产权等。此外,外国律所也面临较高的税收。

★ 客场劣势 ★

倘若面对实力相近的两家中资所和外资所,许多国内客户通常会优先选择中资所。今年二月,英媒《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外所很难在中国的并购潮中分一杯羹,原因之一便是相比中资所,外所很难与国企以及政府建立信任关系[3]。此外,2016年国家对于境外投资的管控,使得万达等大型私企的境外投资项目很难获得通过,留给外所的机会更加稀少。

★ 中资所的竞争 ★

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发展出了一批优秀的本土律所,并成为外资所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近年来,中资所无论是在收入结构还是业务能力上都有了很大进步,外资所在薪资和业务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近期诸如杨铁成、方健等诸多英美大所的律师纷纷加入中资所便是有力佐证。

★ 律所内部因素 ★

许多外资所的利润分配结构使得很多国际律所的合伙人不赞成律所的国际化扩张。

伯克利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这些合伙人的视角中,律所在国外花费的每一分钱都会造成利润池的缩减。而在竞争日趋激烈、盈利空间被不断挤压的中国市场,很多外所基于成本原因选择撤离中国。

其实,外所在政策上面临的劣势早已有之,只不过在中资所羽翼未丰,竞争还不算激烈的时候,外所在高端涉外业务的经验使其具有绝对优势。时至今日,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律所,外所优势渐失,其在政策上的劣势也变得愈发明显。

外资所的“中国执着”

基于经济大环境、政策以及竞争等因素,外所在中国的生存日趋艰难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即便如此,许多外所仍然选择坚守中国市场。

高伟绅前管理合伙人Tony Williams曾表示:“(中国市场)并非外界所期盼的‘黄金城’,这(对外所而言)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地方。但毋庸质疑的一点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家国际律所,你不可能忽视中国。”

外所对中国市场的不舍原因还表现在,申请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并非易事,一旦选择放弃,除了会对律所商誉造成损害,还意味着许多时间和资金的浪费。

除了上述因素,许多外所不愿放弃中国市场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对未来拥有较为乐观的预期。

近年在中国法律市场遭遇人才和业务流失的年利达,在其2017年的合伙人会议中,仍然将中国作为其国际战略的核心。年利达预估,在下一个十年,中国的境外投资将会增至1.5万亿美元[4]。其管理合伙人GideonMoore表示,年利达将以“长远目光”来看待中国市场。

在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新常态下,类似年利达这样的乐观态度并非空穴来风。

“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创造了新的机会,虽然政府对于某些境外投资进行了限制,但“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项目却受到大力支持。这些沿线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有着较大的增长潜力。而外资所拥有的全球办公网络,使其在参与“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具有较大优势。

近日,年利达与上海昭胜律师事务所在上海自贸区正式联营,也标志着其在中国法律市场长期战斗的决心。上海自贸区中外律所联营办公室已达5家,未来可能还将继续增加。或许,由硬碰硬的竞争转向更多的合作是外资所在华长远经营的一个趋势。

  结  语  

历经二十六年发展,中国的涉外法律服务从英国律所独占鳌头,到美国律所、中国律所相继强势崛起,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脉络。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律所会依托本土及政策优势,成长为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中的主角。而外国律所在经济大环境的变迁、政策的限制和中资所的竞争之下,将面临严峻挑战。

归根结底,外资所的去留,事关其自身的发展战略。无论选择离开还是选择留下,都必须考虑经济、政策以及市场的现状与趋势,并结合自身业务优势做出审慎选择。

注释:

[1]The Lawyer https://www.thelawyer.com/issues/11-april-2016/magic-dragons-run-out-of-puff/

[2]Rachel E. Stern, Su Li: “TheOutpost Office: How International Law Firms Approach the China Market”, Journalof the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3]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2b4901bc-e414-11e7-8b99-0191e45377ec

[4]The Lawyer https://www.thelawyer.com/linklaters-china-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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