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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他可以接受法高于人情,却不能接受法高于人命。

作者:饭团

本周五,徐峥、宁浩监制的《我不是药神》将在全国公映。 

此前在一些城市设置了点映,好评如潮。 

有的人甚至表示,这是徐峥迄今为止最好的类型电影。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部号称“国产之光”的带泪喜剧——

《我不是药神》

徐峥、宁浩监制,质量最起码有了6分的保障。

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即所谓的“陆勇事件”。

电影中,徐峥饰演的程勇最初只是一个交不起房租的保健品商贩。

面临着离婚后争夺儿子抚养权、父亲重病没钱手术的困窘局面。

有一日,遇到了慢粒白血病患者(王传君饰),王传君提议,让他去购买天价药“格列宁”的仿制品,印度格列宁。

这种药一旦带回国内,会给无数买不起正版药的白血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同时,也会带来不菲的经济收入。

迫于生活压力的程勇一咬牙,答应了。

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

成为印度格列宁独家代理商的程勇一夜暴富,更被病友冠以“药神”称号。

如果说最初的程勇(现实中的陆勇)只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赚点小钱。

那么当他真的和白血病患者交上朋友,并亲眼目睹了贫苦患者的生存状况后,他开始由自私走向无私。

印度格列宁的定价,也从五千变成五百。

售药的目的,从盈利变成救人。

是的,救人。

只要能救更多的人,哪怕他自己倒贴钱,哪怕面临牢狱之灾也在所不惜。

而故事的另外一边,周一围饰演的刑警曹斌,同样陷入了痛苦的纠结。

困扰他的问题很简单:“抓,还是不抓?”

没错,让困扰曹斌的人正是程勇。

由于特效药被仿制,瑞士格列宁制药局向上海警方报案,希望警察出面截断印度格列宁的中国代理。

接受这一任务的,正是曹斌。

最初接到任务时,曹斌态度十分坚决:售卖假药,祸国殃民,自然要严惩不贷。

然而经过调查他却意外的发现,这并不是假药,而是真正能救命的药。

于是,办案多年,经验纯熟的曹斌陷入了矛盾。

“不抓,不合法;抓了,会死更多的人。”

当情理和法理发生冲突,到底应该选择哪边?

曹斌的上司坚定地选择了法。

他告诉曹斌,我们是执法者。

我们应当做的,就是维护法律,维护秩序。

曹斌执法多年,自然明白法不容情。

可是当身患白血病的老人握着他的手,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我只是想活下去”时,曹斌坚定的执法信念彻底崩盘了。

他可以接受法高于人情,却不能接受法高于人命。

曹斌辞去了刑警的职务,成为了程勇的朋友。

但尽管如此,只要瑞士制药厂没有撤诉,对程勇的抓捕还会继续。

几年后,程勇被捕入狱。

站在法庭上,双方律师针对这一案件展开了争辩。

公诉方认为,程勇“销售假药”并且“侵犯瑞士方著作权”。

辩方律师却提出,程勇的主观目的并非是盈利,而是救人。

程勇的做法,救活了无数原本失去生存希望的穷苦患者。

面对如此局面,法官也陷入两难。

在电影中,法院最终宣判,程勇“售卖假药”、“侵犯著作权”事实成立,但考虑到他出于救人的主观意愿,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此后在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不断请愿下,最终减刑为三年。

而在现实中,陆勇被捕后,300多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

几天后,沅江市检察院即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法院当天就对“撤回起诉”做出准许裁定。

陆勇的行为被认定为“购买假药”而非“销售假药”,无罪释放。

电影中的判决兼顾了情与法,现实中则是站到了情的一端。

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由来已久。

法律起源于道德,却又与道德有本质区别。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首先维护的是国家的利益,其次是统治阶级。

往往要到最后,才会维护个体的利益。

而道德则是以伦理为基础,以个人为出发点。

道德往往考虑的更为多元,但也因此更不稳固。

在法学界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这样的观点,“恶法亦法”。

恶法也是法。

无论如何,法治不致千万人头落地。

但在这部影片中,情理与法律的冲突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选择。

程勇除了法律“破坏者”,其实也是“建设者”。

准确的说,他是一个“殉道者”。

“程勇案(陆勇案)”之后,慢粒白血病群体得到了来自全国的关注。

无数封举报信从全球各地发出,抗议“格列宁”天价药的行为。

两年后,进口“格列宁”被纳入医保体系。

无数的人因此获救。

法不容情的同时,法律也不外乎人情。

法律会不断改革自身,向更加健全的方向逼近。

何处改进、怎样改进,这不仅是“程勇们”需要考虑的事情,也正是一代代法律人的义务。

就如同程勇在法庭上所说的: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

“所以希望明天,早点到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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