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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性骚扰、寒门学子自杀,高校因何变成《狩猎场》?

作者 饭团

来源 | 智合LawSchool

You tell me it gets better in time

你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

You say pull myself together, pull it together, you’ll be fine

你说只要我振作起来,我就会变得好起来

Tell me how the hell can you talk, how can you talk?

告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你有什么资格?

Tell me what the hell do you know, what do you know?

告诉我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

Till it happens to you, you won’t know it won’t be real

它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就不会感受到这种真真切切的痛苦

——《Till it happens to you》

Lady Gaga

这首歌,是Lady Gaga为美国高校性侵影片《狩猎场》创作的主题曲,获得第88届奥斯卡提名,并由Gaga在现场演唱。

影片上映后,在全美引起热烈反响,并直接引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反抗校园性暴力的运动。

《狩猎场》海报

这部纪录片讲述了美国高校性骚扰频仍的现状,以及受害人报案后,学校管理层漠然处之,甚至有意为施害者开脱的事件。

从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沉睡的铁狮:校园性骚扰调查报告》,到去年北航罗茜茜举报导师陈小武,再到不久前北大校友举报的二十年前沈阳性侵案……越来越多的相关事件让我们意识到,高校性骚扰离我们并不遥远。

由于校园体制的特殊性,校园性骚扰案件处理起来十分困难,受害者往往面临着污名化、投诉无门的困境,且高校的不作为和社会舆论的不理解很容易给受害人带来二次伤害。

本应纯洁友善的象牙塔变成了强奸犯的狩猎场,这背后的权力机制和现实阻力令人深思。

《狩猎场》纪事

高校成了强奸犯的狩猎场,校方却总想息事宁人

影片的开始,满是女孩们被心仪大学录取的喜悦,其中不乏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

伴随着家人和朋友祝福声渐渐减弱,影片很快进入主题。

女大学生在校园里被性侵,寻找各种途径报告给学校希望求的帮助,可得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指责和质疑

“你是否穿着暴露?”

“你是否给了他相关暗示?”

“你当天是不是喝了很多酒?”

当遭遇同学性侵的霍普·布里恩向自己的辅导员老师报告这一事件时,老师却对她说:“你不知道他(强奸犯)此时的感受是怎样的,或许他心里也很难过。”

甚至当有的受害者向学校报告这一事件时,校方的第一个反映是要求学生保证不会报警

校方息事宁人的态度,对受害者的污名化,身边人的冷漠和不理解使得校园性骚扰这个高等教育的脓包被进一步压抑了,《狩猎场》的调查数据显示,88%在校遭受性侵害的女性不会选择上报。

对于学校冷处理的态度,卫斯理大学副教授克莱尔解释道:“这种做法并非是老师希望学生受到伤害,而是因为对于辅导员来说,他的首要责任是维持学校的秩序,而不是去保护学生。”

尽可能的让学生的上报变得困难,这样学校就不会受到成千上万的性骚扰报告,表面的平静便得以维持,学校的名誉便不会受损。

哪怕是在哈佛、耶鲁这种等级的名校,这种情况同样是常态。

毕竟,在学校看来,校方利益高于一切。

于是,对受害者充满恶意的环境下,校园性骚扰的脓包被越来越深地隐藏了。

性骚扰维权的法律窘境

其实早在2014年,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就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

尽管反对性骚扰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法律上对于性骚扰的定义并不清晰,实际操作起来依然困难重重。

参照美国加州大学发布的《关于性暴力和性骚扰的规定》,性骚扰是指“不受欢迎的性举措、性要求以及其他涉性的语言、非语言或肢体动作”。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学校成员之间,包括教师、学生、学校工作人员等,也可能发生在上下级和同级关系之间。

它包括性贿赂(为了影响用人决定、学术评估、分数、职称、项目而参与决定的涉性行为),以及带有敌意的威胁(否定、限制或干涉某人参与教育、工作、项目的权利,使其权益受到侵犯)。

2005年,《妇女法》在修订之后增加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规定,这是中国法律中首次出现“性骚扰”这一法律概念。从此之后,性骚扰成为法律明确禁止的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

但实际上,这一规定却过于原则概括,既没有对性骚扰作出界定,也没有对性骚扰行为进行列举。概念的模糊不仅影响了公众对性骚扰的认知程度,而且由于缺少可操作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直接援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执行。

比如《妇女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性骚扰受害者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诉讼法中没有把性骚扰案件列为受案范围,“性骚扰”也没有被列入最高法院的诉讼案由,致使这类案件在法院受理存在实际困难。

性与权力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exceptsex. Sex is about power.

——奥斯卡·王尔德

福柯在《性史》中提出,性与权力紧密相关。

无论是北航罗茜茜读研期间遭受的性骚扰、二十年前遭受导师性侵最终选择自杀的高岩、还是武汉理工跳楼自杀的陶崇园,悬在他们头上的都是同一把剑:导师霸权

导师制和学分制、班建制在世界范围内被合称为三大教育制度,14世纪出现在牛津大学,在当时被誉为“牛津皇冠上的明珠”。

当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实行这一制度。

相比于其他教育体制,导师制自身有诸多优点,比如通过导师的言传身教,能够教给学生许多教科书上没有的经验;再比如通过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感沟通,能够在学习之外的许多生活事务上给后辈以帮助。

可以说,导师制本身是一项长期而有效的教育制度

那既然导师制有如此多的优点,为什么这些校园悲剧却频繁发生?

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

因为中国高校的导师制,其实与西方社会存在明显差别。

在中国,导师制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古代的学徒制,学生跟随导师学习、跟随导师做项目,导师则要保证学生顺利毕业。

在这一过程中,师生之间是一个绑定的利益共同体:导师利用权力保障学生的学业顺利,学生则要付出体力和忠诚。

寒门博士生杨宝德自杀事件中,编剧六六的评论就很能反应这一问题:“你伺候伺候老师,那不是应当的吗?”,传统学徒制中,人们习惯了老师像对孩子一样照顾徒弟,徒弟也像对父辈一样伺候师傅——但这种模式并不应当出现在高校中

编剧六六对杨宝德事件的评价

而在具有现代理念的西方教育界,导师和学生之间则是明确的契约关系:两者关系平等,学生可以选择中途换导师;但同时,导师也没有义务保证学生毕业,能否顺利拿到学位主要看学生自己。

除此之外,西方的大多数高校都设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学生可以通过第三方机构反映自己遇到的问题,通过第三方的介入,也能够有效维护学生权益。

中国的学徒式导师,和西方的契约式导师,其实很难说究竟哪种制度更优越。

最好的学徒制要好于最好的契约制,但最差的契约制却要好于最差的学徒制。当前高校导师压迫学生事件频发,并非是导师权力过大,而是学生“权利”过少,双方之间缺乏制约与平衡的机制。

如何为研究生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有效途径,建立第三方协调机制,给过密的师生关系“解绑”,是我们亟待考虑的问题

2017年,一场自娱乐圈女星发起的反对性骚扰活动引起全球接龙;

同年,曝光“性侵事件”的发声者们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2018年1月1日,北航博士罗茜茜等人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一月后陈小武得到处理;

2018年4月5日,北京大学校友联名举报长江学者沈阳性侵,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均作出回应。

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

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随着一群又一群勇敢的人站出来,我们应该看到,尽管现实仍有种种遗憾,但光明的火种已经在孕育。

希望终有一日,《狩猎场》中的悲剧能够不再重演。

感谢那些英雄般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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