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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修原创丨在文学与法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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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游 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

(一)

幼时读书只会囫囵吞枣。当父亲领着七虚岁的我去小学报名的时候,便让我当着各班主任的面鹦鹉学舌地背诵了若干首唐诗,以显家教。估计我的惘然是全写在了脸上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就在我眨巴着我的小眼睛的一刹那,我开始活生生地把时光浸在了传统文学教育的路途中。而沿途的风景,是莫测高深的平平仄仄,是欲说还休的隐晦情愫。

显然我的愚钝持续了很长时间,尤其在我提着生平首次语文测试卷回家的时候,父亲的失望溢于言表。这是一次古文单元的测试,我竟然是不及格的。我只是不明白,会背许多首唐诗宋词的自己,为什么始终困惑于一个个简单的汉字在不同句式中的不同发音和含义。

然而我的青春期在不知觉中开始萌芽了,一切问题似乎迎刃而解。我疯狂地痴迷于抄写诗词,并把自己幻化成文字背后的人物,在真假难辨的呻吟里尝试着心里酸酸甜甜的滋味。直到若干年后,读到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时,我才懂得,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一个演员,把真实的自己和幻想的角色融为一体,构筑一个独立的系统。而少年时的我,也正是在懵懂地寻找舞台空间的过程中,不断感受着诗词文学带来的排山倒海般的力量。

尽管少年的愁绪大多是伪装出来,以便在他人面前显示某种阴暗的优势,但这种唯心的体验可以让日后的自己更加清楚,真正的愁,是必须要独自在内心咀嚼,然后独自吞咽下去的。

(二)

那一年有个作家对文学青年们发出“不要吊死在文学这棵树上”之告诫时,我正在读武侠。记得一个雾蒙蒙的清晨,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对着一个女孩,把《倚天屠龙记》的回目从第一回的“武当山上松柏长”一直背到第四十回的“不识张郎是张郎”。诡谲而张扬的笑荡漾在我的脸上,因为在女孩面前表露这种专研的书生意气而洋洋得意。

于是我整日沉醉在武侠小说的反复翻阅中。那段日子表现为两种夸张的生活状态,其一是我每日放学回家都寻找曲折的小巷,因为在巷子里人迹稀少,我可以边走边看小说。还可以在巷子转向的拐角处,停顿下来,不受外界的干扰。其二是为躲避父母的责骂,往往不敢把小说放在书包里,而是塞进裤腰,再用外套遮挡。每日循环如此。

小说给予青年的我的教示,不仅是丰富而有弹性的幻想力。更重要的是,阅读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应该存在一些独特的价值追求,而这些追求,为人性之共通。同样的领悟来自于几年后大学生活里的专业阅读,尤其是法哲学著作的阅读,而最能说明我内心震撼的是《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德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序言中就给了我明确的答案:“一种文化或制度……必然无法纯粹脱离意识形态……但,它们也完全有必要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普遍价值,这些价值包括自由、平等和正义……”

让我简直没有办法想象的是,在文学和法学这两个截然不同、又同为“人学”的领域,我可以获取同样的感受。

(三)

高中学理科的我,终于走进了法学院进行学习。

我不再读武侠,因为我已经无法仅仅从离奇的情节中得到我之所需。在精神极度匮乏之际,我读到了一本极为类似小说的法学著作:《利维坦》。更确切的说,早期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用玄幻小说的方式给大家讲述了一个国家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如何建立这个政府的故事。在书中,利维坦是一个极为强悍而专制的怪兽,他拥有着超越一切的力量,以统治臣民。而利维坦手中所持之剑,正是全体人民把自己个体所享有的自然权利分割出一部分来,交给利维坦,所形成的权利集合。这个利维坦,便是政府。

西方思想家的路径总是让我感到诧异,并且他们的文采也丝毫不逊于任何作家。这一点在我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更是坚定,书的扉页上印着卢梭的一句话:“人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那些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求知若渴的我第一次见到如此话语,兴奋之情无以复加,因为我发觉,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不用背诵即可把人性深处所亟需的东西铭刻在心。

同时,我对文学也渐离渐远,因为我感到痛苦的是,找不到一本小说或散文的阅读,可以震撼我的心。我只有强迫我自己按捺住性情,去读一些看上去枯燥无味的法学论述。

解救我痛苦的人有两个,一个叫黄仁宇,一个叫余华。

(四)

黄仁宇先生去世的那年,我上大二。偶然在旧书店里翻出《万历十五年》,一读之下不可自拔,恍然间若有所悟却又说不清是什么。其内容虽说历史,却涉及许多广义上的社会学问题,比如横向比较中西方制度发展与道德发展,而指出若干宪法学问题和法理问题。关键在于,我从没见过一本历史学著作是用如此轻松的态度、奇妙的视角、松散的结构写成,其文字读来既感觉是随笔散论,又处处可见小说风格的笔触。书中说:“叙事不妨细致,但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这句话直到后来我在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还引用于后记之中。

如果说《万历十五年》是解除我精神痛苦的一个药引子,那么余华则是我每日睡前定服的镇定剂。他用最简单的方式诠释文学的目标,把温情藏在冷酷的背后,然后用阵阵的痛苦让人们清醒觉悟什么才是生活。对我而言,余华的小说让我彻底的不再无病呻吟,不再修饰自己曾经的荒唐和无知。

于是我开始按照古希腊斯多葛学派那些先哲们的要求,逐渐变得理性。先哲们认为理性是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是世界运转的主要脉络,理性的发展最终会成为自然法。我一直怀疑我自己的理性是否来自于自己内心的压抑所迫,因为大学本科的四年里,我没有再谈过恋爱。但这种内心的压抑本身,也是违背自然理性的表现之一。

这些年来,除了余华的《兄弟》,我再也没有读过小说。

(五)

我开始讨厌我的絮叨,这种絮叨体现了我对无知的恐惧。而往往我在文学与法学之间踯躅的时候,我一无所有。

除了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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