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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不会沉默” | 反性骚扰运动群像:她们会让世界改变吗?

作者 / Alda

来源 / 智合法律新媒体


2017对于女性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反性骚扰运动自美国的硅谷开始,席卷了好莱坞、媒体、政治圈、体育界等世界各个地区的各个行业。不同于以往,这一次站出的受害者的发声并没有被淹没,反而引出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的相继声援。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令世界惊叹。

去年年末,美国《时代》杂志公布了其2017年度人物:“The Silence Breakers”(打破沉默者),列举了去年那些勇于发声,推动了反性骚扰运动的人们。

笔者以此为灵感,结合2018年反性骚扰运动的新进展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细数四位站在浪潮一线的打破沉默者,并针对目前的性骚扰现状提出自己的思考。

今年刚刚28岁的苏珊·福勒可以说是这场反性骚扰运动的第一位发声者,她的举动不仅改变了优步,也引发了这一改变世界的反性骚扰浪潮。

去年2月,福勒在推特上发文揭露她在位于美国硅谷的优步公司所遭遇的性骚扰。文章记述详实并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传播,描述了优步内部如何纵容骚扰者以及对受害者的投诉视而不见。

福勒的故事最终使得优步解雇其CEO,同时正如福勒所说,这件事情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优步。作为反性骚扰运动的起点,福勒的勇敢发声激励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

2017年10月,反性骚扰运动的浪潮到达好莱坞。艾什莉·贾德是第一位站出来公开指责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行为的女明星。她对抗影坛巨头的勇敢激励包括罗丝·麦高恩等一批明星相继站出来声援。

事件的曝光聚集了全世界的关注,哈维·韦恩斯坦最终被自己的公司解雇,众叛亲离。而席卷了85个国家的“MeToo”运动也自此而始,反性骚扰运动的影响被推向了新高度。

新年伊始,关于美国体操界性骚扰丑闻震惊了世界:150多名美国体操界受害人一起站出来指控医生拉里·纳萨尔的性骚扰行为。在这些受害者中,瑞秋·丹霍兰德是第一位公开指责纳萨尔的勇士,早在2016年,丹霍兰德就在一家名为“The Indianapolis Star”的媒体上发表了对纳萨尔的公开指责。

历经了漫长等待和个人隐私的曝光,也历经了众多的不理解和无理的谩骂,丹霍兰德终于与其它受害者一道,于今年年初在法庭上迎来了正义:纳萨尔因其性骚扰罪行被判40-175年监禁。

与其它人不同,丹霍兰德一开始就力求以法律的手段惩治性侵者,这也与她目前从事律师这一职业有关,该案主审法官阿奎丽娜称赞丹霍兰德是她在法庭上所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之一。打破沉默者通常需要承受更大的外界压力,因此也需要更为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

丹霍兰德在其发布于《纽约时报》的文章《我为纳萨尔一案所付出的代价》中写道:“我知道远离那位侵害我的人以及那些纵容他在数十年中继续侵害他人的人的方法,便是选择成为与他们完全相反的那类人,选择寻找并讲述真相,不计任何代价。”

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也影响了中国。2018年1月1日,受MeToo运动的鼓励,北航女博士罗茜茜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信息,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对罗茜茜本人以及其它数名女学生进行的性骚扰。

该举报信迅速引起了网友以及北航官方的关注,同时引发了网络上对于中国校园性骚扰问题的激烈讨论。

十二年后的举报已过法律追诉期,但该事件最终对陈小武的处理还是令人满意的:1月11日,北航通过官方微博公布了对陈小武的处理决定,停止其副院长、研究生导师以及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14日,教育部撤销了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

自2017年起,一系列的反性骚扰运动进展令人振奋,有人说2017年是女性的“胜利之年”,但笔者认为是现在用“胜利”之类的词汇还远远过早,因为这些发出声音的人只代表了冰山一角。

性侵一向是一个举报率极低的领域,根据法官阿奎丽娜在纳萨尔一案中引用的调查数据,在美国平均10个孩子中就有一人在18岁之前遭受过性侵,每一千件性侵案中,只有310件的受害人会选择报警,超过三分之二的罪行就这样被掩盖。

在中国,根据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2017年3月发布的《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

有接近7成的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其中女性遭遇性骚扰的比例为75%,9成的性骚扰实施者为男性,而每发生一百起性骚扰事件,只有不到4起案件的当事人会报告学校或者警察。

一个代表性的悲剧也发生在了反性侵运动如火如荼的2017年。

去年4月,年仅26岁的台湾作家林奕含在家中自杀身亡,她唯一一部出版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根据其曾遭遇性侵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她在评价这本书时说道:“如果你读完,感受到了一丝一毫的希望,我觉得那是你读错了,你可以回去重读。”

林奕含借房思琪的故事,写出了一个遭遇性侵的懵懂少女的绝望和毁灭,撕开了社会中被掩藏却又凶恶的现实。

这是一个读罢会让人充满破灭感的故事,但正像书中所说的:“你可以放下,跨出去,走出来,但是你也可以牢记着,不是你不宽容,而是世界上没有人应该被这样对待。”

是什么让悲剧频繁上演?是什么总是让受害者被唾弃、反让侵害者免于惩罚?是什么让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屠杀”的侵害者们肆无忌惮?

社会文化或是一个根本的因素。性侵案件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人们倾向于责备受害者,认为是受害者的自身——如穿着暴露,个性不检点等因素导致了性侵;因此,社会对受害者的态度是歧视而非同情,反而缺乏对侵害者的追责,这就直接导致性侵案的受害者与其它案件的受害者相比更倾向于自责,难以找到倾诉的对象,进而导致其心理和精神上的问题。

试想,在近期频发的手机盗窃案中,我们会说丢手机的人是因为持有手机所以活该吗?主流价值观一定是对小偷感到愤怒,丢手机的当事人也不会自责到“我真没用”的程度。同样的逻辑,套用在其它案件上就变成了荒谬。

此外,制度与法律的欠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受社会文化的遮掩以及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影响,受害者不仅羞于启齿,且往往投告无门。前文所述的几位打破沉默者,也只有丹霍兰德一位运用法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艰辛维权。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很多理由乐观:MeToo运动撕下了这个社会的一层伪善面具,让世界的人们第一次正视性骚扰问题;中国的各所高校受到罗茜茜实名举报的鼓舞,相继呼吁在自己的学校建立预防性骚扰的机制;社交媒体组成的强大舆论力量,正在扭转和重构人们的价值观……

我们看到,虽然还很微小,社会文化正在发生积极的改变。在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对于性骚扰的容忍度会越来越低,从而促进制度和法律的逐步建立,从大众媒体到法律,从舆论再到制度化。

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就会明白这些勇敢发声的人所创造的价值。因为,每一个勇敢的声音都创造了可能性:一种转变社会文化的可能性,一种创造更美好的世界的可能性。

责编/Ethan 编辑/Angie  分类/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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