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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诸多常见争议,用案例深度解读刷屏的公司法解释(四)

作者 | 陈浮

来源 | 方圆律政(已获授权)


据说前几天七夕情人节,在普通人都秀恩爱时,律师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都在刷新鲜出炉的公司法解释四。

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称“解释四”)正式施行。《解释四》共有27条,涵盖公司决议效力、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权、优先购买权和股东代表诉讼等五个方面,为公司纠纷的争议解决、公司治理及股东权益保护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律政君邀请资深公司法律师,结合司法判例对《解释四》进行分析和解读,以期对公司法实务提供借鉴与参考。

公司决议效力瑕疵诉讼制度:

新增了决议不成立的救济途径

公司决议常见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形成的决议是公司的“神经信号”,指导着公司的一举一动。《解释四》实施之前,对于效力有瑕疵的公司决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只规定了决议无效和撤销两种救济路径。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10“李建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中,被告董事会因认定原告李建军担任总经理期间,私用公司资金在二级市场炒股,造成公司重大损失而通过决议撤销李建军总经理职务,原告李建军则主张决议提到的情况不真实。一审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董事会决议,二审上海市第二人民法院认为,决议撤销纠纷案件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董事会决议可撤销事由的规定,审查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以及决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至于决议形成的原因则属于公司自治范畴,司法不予干涉,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次《解释四》在决议无效和可撤销之外,新增了决议不成立的救济,具体包括公司未召开会议、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出席会议人数或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公司章程、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法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以及其他导致决议不成立的情形等。

此外,相较于《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原则性的规定,《解释四》的规定更为具体,对公司治理和纠纷解决更有指导意义。再有,诉讼主体方面,《解释四》明确了决议效力案件的原告包括股东、董事、监事等。对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来说,《解释四》无疑为其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法律支持。最后,出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考虑,《解释四》规定了决议被判决确认无效或撤销不影响公司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

股东知情权的保护与限制:

回应实践中常见的的争议问题

作为公司利益的享有者和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股东需要密切关注公司动向,有权利了解公司基本的经营状况。特别是对于公司小股东而言,通常不掌握公司的控制权,其知情权的正当行使是作为股东享有权利的底线。《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的章程、决议等文件,明确了知情权系一项基础性权利、法定权利。然而实践中,控股股东通过公司章程、决议等形式限制或变相限制其他股东的知情权,损害后者在公司经营中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此次《解释四》从三个方面完善了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

第一,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的有限诉权,有条件保护公司原股东知情权。《解释四》第七条规定公司原有股东能够初步证明在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起诉要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实践中,经常有老股东在公司股权转让时对利益受损毫不知情,事后发现在持股期间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不保障老股东的知情权,一来与《公司法》的立法精神相悖,二来客观上老股东很难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第二,明确了公司拒绝权的边界,禁止实质性剥夺股东法定知情权的安排。《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允许公司在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存在“不正当目的”时,可拒绝股东的查阅请求。由于公司行使拒绝权缺少明确边界,很多公司出于种种原因,阻挠、拒绝股东,尤其是小股东的查阅请求,由此产生的争议比比皆是。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第8期公报案例“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诉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考虑到股东知情权与公司利益的衡平,在缺少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仅因为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可能,就认定股东有“不正当目的”,进而拒绝了股东查阅公司材料的请求。二审法院认为股东向被告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其行使知情权的目的是了解公司实际经营现状,是在行使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享有的知情权。被告佳德公司以四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为由拒绝其查阅,要就可能的损害承担举证责任。作为对类似争议的回应,《解释四》第八条基本明确了“不正当目的”的内涵与外延,进而划定了公司拒绝权的边界。第九条明确禁止公司通过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的协议等方式实质剥夺股东知情权,进一步强化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

第三,进一步保障知情权的行使,明确股东向责任人追诉的权利。实践中知情权纠纷获胜的股东还可能面临赢诉讼却“执行难”的无奈局面。《解释四》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了股东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可由会计师、律师等提供帮助,同时规定法院判决中应明确查阅或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时间、地点和材料名录。针对公司以没有相关材料为由拒绝查证的情况,《解释四》第十二条明确规定股东可以请求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此种民事赔偿的限度、赔偿范围如何界定,尚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

整体上看,在尊重意思自治原则的前提下,《解释四》回应了实践中常见的的争议问题,强化了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公司股东和投资者可以此为契机,约定、调整投资协议、公司章程中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安排,尽可能降低潜在风险,保障自身权益。

利润分配请求权:

大股东不乱给小股东“画饼”

利润分配属于典型的商业行为、公司自治行为。《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并有权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红。然而,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公司的大股东凭借自身优势,连续多年不分配公司利润,反而不断以“发展计划”“投资战略”为借口给小股东“画大饼”,造成小股东长期处于投资无回报的尴尬局面,甚至引发小股东的财务危机。

例如

在(2013)豫法民终字第24号“荆华诉河南恭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中,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公司利润如何分配当属公司自治范畴,股东请求分配利润的,应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如果公司章程对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作出明确规定的,公司理应遵守。在股东既不能提供经股东会审议批准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公司章程中也未明确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下,股东起诉要求公司进行利润分配不具备可执行条件。但法院明同时认为,如果具备分配条件,公司应当召开股东会就如何分配作出说明、形成决议。可见,《解释四》实施前,在缺少确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下,股东无法主张强制分配利润。

此次《解释四》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坚持了尊重公司意思自治的大前提,重申了股东请求分配利润时,应当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提交的,人民法院原则上不予支持。但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大股东滥用优势地位,排挤、压榨小股东的情况,第十五条“但书”部分规定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这一例外情形,从而谨慎地介入了公司意思自治领域,发挥了司法对市场的规制作用。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与救济:

维护公司人合性的立法倾向

公司是一种具有较高人合性的组织形式,同一家公司的股东经常是亲属、同学或朋友关系。《公司法》第三章规定了股东转让股权时,公司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体现了维护公司人合性的立法倾向。此次释法,《解释四》就优先购买权相关规定在实践中产生的争议做出了回应。

《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该条规定的较为原则,未明确“同等条件”的内涵与外延。此次《解释四》第十八条明确了“同等条件”应考虑的因素包括数量、价格、支付方式等。实践中,有些法院在考察同等条件时还纳入了股权转让后债务承担的因素。

此外,《解释四》第二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赔偿其损失合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民提字第113号“楼国君与方樟荣等股权转让与优先购买权纠纷案”中曾做过类似认定。该案中,方樟荣等八名股东一开始同意转让股权,在原告楼国君主张优先购买权后,多次反悔。一审法院认为,方樟荣等八名股东在股东会上以其所占股份的绝对优势形成决议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作出新的约定以及股权不再对外转让的决议,并不能撤销楼国君的优先购买权。最高法院认为,方樟荣等八名股东的行为表明其恶意撤销已经成就的他人行使优先权的条件。针对一审被告多次反悔的情节,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提出要顾及并维护交易相对人的合理利益,在对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公司其他股东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下,不能纵容不诚信的行为。

最高法院在此案中的说理贴近《解释四》第二十条的规定,后者实际上做了更为具体的“分层”:第一,依旧规定主张优先购买的股东并不享有强制缔约权,不能要求股权强制转让;第二,“但书”部分规定股权转让股东应该赔偿不能实现优先购买权的股东相应损失。整体上看,《解释四》依旧坚持公司自治的原则,维护公司的人合性,但也对实践中发生的争议进行了矫正,以维护善意相对人的正当权益。

股东代表诉讼:

明确“由谁诉”和“谁应诉”

《公司法》第151条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公司董事、监事和他人侵害公司利益,公司怠于起诉的,公司股东可以代表公司起诉。这种情况下,虽然利益直接受损的主体是公司,但股东的利益必然受间接影响。《公司法》只简单规定了谁能诉、要诉谁的问题,并未明确因诉讼获得的利益由谁享有,也并未明确不同情形下诉讼参与人的范围。

在一般的诉讼中,从诉讼权利能力与诉讼行为能力角度考察、判断当事人是否适格是非常重要的,它解决“谁来诉”和“起诉谁”的问题。如果判断不好,就要面临主体不适格而在程序上遭到驳回的风险。具体到公司法领域,股东代表诉讼必须遵守特定情形下的法律规定,否则也会面临诉讼上的不利后果。

例如

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693号“黎经炜、黎桂芬、香河彩星经纬家居城有限公司与谭利兴其他股东权纠纷”再审一案中,再审申请人谭利兴主张被申请人黎经炜、黎桂芬、彩星公司低价转让涉案资产侵害了经纬公司的财产权益,进而侵害其股权所代表的财产权益,遂按照公司法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向法院主张损害赔偿。最高法院在裁判意见中提到,股东财产权与公司财产权相互分离,股东对公司的财产并不享有直接请求权。因此申请人谭利兴只能要求公司监事、执行董事提起诉讼,在公司怠于提起诉讼时,才能提起公司代表诉讼。《解释四》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进一步明确了“由谁诉”和“谁应诉”,给实践中这类诉讼统一了标准。

此外,《解释四》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其诉讼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公司应当承担股东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在法理上,该条疏通了代表起诉的基本“脉络”,将股东代替公司进行的诉讼行为归于无因管理,并支持股东向公司求偿,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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