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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秋菊打官司》到《我不是潘金莲》:一个女人的思想疙瘩

作者 | 李辉杰

来源 | 智合法律新媒体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智合立场

1992年张艺谋拍了《秋菊打官司》,24年后的2016年,冯小刚拍了《我不是潘金莲》。

虽然老炮儿冯导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一直强调刻意回避了秋菊这个角色,两部戏的内核与表现方式也不同,最明显的是前者秋菊是主角,但后者戏中的李雪莲只是作为一条线索,把戏中的28个男人串起来,一串就是“三言二拍”,人生百态;但是,从一种观影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两部电影之间有许多可以探讨的联系点——当然,联系点肯定不是这两部戏可以凑起来叫做《秋菊打官司:我不是潘金莲》,而是关于别的东西,比如这两部戏的起因都是来自“一个女人的思想疙瘩”。

在《秋菊》中,让秋菊困惑的是,她跟着法律途径走,以为权威们建起的制度该有点作用,但最终的结果却非她所愿。法律是人的杰作,在外来法治与本土人情的冲突中,在“一个女人的思想疙瘩”中,没有考虑本土风俗、习惯、人情这些东西,制度的强制运行给我们带来的真是社会的妥当前行吗?显然不是。

要解开秋菊的思想疙瘩,就要解决人情与法治的冲突。秋菊的方向大致是对的,寻找外部制度与本土观念的融合;但李雪莲的诉求方向却完全错了,可是她没认识到,法院没认识到,县长市长都没认识到。所以李雪莲上访了十年,都没有得到一个结果。我觉得,哪怕她老公秦玉河没死,她再告十年的状依旧不会有结果。一个人跑到赤道,看到雪的机会是比较渺茫的。

李雪莲为什么要找个说法呢?

一开始,丈夫秦玉河借与李雪莲“假离婚”之机,与另外一个女人结婚,李雪莲认为丈夫欺骗与背叛了她;后来,丈夫骂她是潘金莲,李雪莲认为丈夫污蔑了她;再后来,她找法院找领导,但都逃避这个问题,李雪莲认为官员贪赃枉法,冤枉了她。

面对丈夫的背叛,她认为之前的离婚是假离婚,所以她请求法院判决已经离婚的他们先复婚,然后再离婚。学过婚姻法的同学都知道只要符合法定离婚手续,法律上并没有假离婚一说,都认定为真实离婚;这也是后来法院不支持李雪莲请求的原因。所以李雪莲的请求引来法官的几声取笑,觉得她没事找事,都已经离婚了,还要再离婚一次。

其实,法官没有留意到这里存在法律观念与世俗观念的冲突。没错,在法律上,只要满足法定条件,就没有假离婚一说;但是在李雪莉的观念(世俗观念)中,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是真离婚,因为欺骗而离婚是假离婚。秦玉河欺骗了她,她才办离婚手续的,所以第一次离婚不是她真实意思;现在因为丈夫背叛她而感情破灭,所以必须重新离婚一次。且不论李雪莉的观念是否正常,但至少说明在现实中这种世俗观念是存在的,所以这种冲突也是存在的。

像在《秋菊》中一样,外来制度好比新的砖瓦,本土传统好比家里的旧砖瓦,新的到家里来,肯定会家里的传统打架,但家里的砖瓦再不换就要倒塌掉了。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换新砖,而是该怎么换,怎么处理来外来的与本土的冲突。像《秋菊》中的冲突一样,而不是像苏力教授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那样,过度要求外来制度适应本土资源,尽管这也是必要的。

从法律制度来看,如果这个制度不是权威的屁股指挥脑袋搞出来的,一般还是会比较合理的;目前的婚姻制度正是如此。挑其中一点来说,在婚姻法中,仅规定因胁迫结成的婚姻才可撤销,而欺诈并不能构成撤销结婚或者离婚的原因,是有理由的。一方面婚姻同时具有人身性与财产性,比较复杂,另外一方面,婚姻本身就是一门“欺骗”的艺术,我们结婚多少都带有“欺骗”的成分。如果把欺诈认定为婚姻的可撤销事由,势必造成婚姻的不稳定。

从世俗观念来考虑,存在不等于本应如此,至少世俗观念不能代表文明的去向;我们的去向应该来自于经过理性思考的思想,来自先进的制度设计,当民众的观念后于制度设计时,我们该做的事寻找一种机制来推动民众观念的转变。在李雪莲的观念里,欺诈导致的离婚是假离婚。这个想法在制度上为何不合理,上面已经说到;而且一旦按照她的做法,不仅会导致制度的不稳定,还会浪费司法资源。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世俗观念,在于我们怎么去转变民众的观念。

面对丈夫的污蔑,李雪莲认为整个事情的性质变了。“潘金莲”这个沉重的符号压着她必须为自己正名。然后,不免就要有人出来说中国的道德标准在一次歧视性地压在了一个无辜女人身上。

当然,我并不否认,中国许多道德标准歧视性地绑架了不同的人群,从愚忠到愚孝,从三纲到五常。不过法律从规则演化来,规则很多也是从伦理道德演化而来,难想象没到伦理道德的世界。所以我们不要见到道德就喊:道德绑架,以礼杀人;道德是否有问题,要看道德标准是否合理,要看这个标准是否一视同仁。

那么秦玉河骂李雪莲是“潘金莲”是基于什么道德标准呢?

首先,“潘金莲”是出轨的代名词,意味着对婚姻的背叛。有同学说,潘金莲是追求个人幸福,不应该受到道德的羁绊。嗯,所以下次我跟你签完合同,违你的约,放你鸽子,你别叫我赔偿,因为我是追求个人幸福,不应该受到合同的羁绊。这些人不知道婚姻实际等同一个契约,你要追求幸福可以啊,那也得解除契约,先离婚再和别人搞吧。无论男女,应该都不能接受婚姻的背叛。

其次,李雪莲真的是“潘金莲”吗?当然不是。因为根据秦玉河的陈述,李雪莲跟别人睡觉是在婚前与别人恋爱的时候,这跟“潘金莲”完全是两码事。秦玉河的作为搞出了两件事:公开了李雪莲婚前性行为的事情,与污蔑李雪莲是潘金莲。第一件事只是单纯的观念问题,就是当时的观念是否能够接受婚前性行为,是否会给当事人带来舆论压力。至于污蔑的事情,实质上还是第一件事的问题。因为按照秦玉河的说法,他的逻辑思路的大前提是女人婚前性行为=女人婚后出轨(潘金莲),小前提是李雪莲有婚前性行为,结论:李雪莲是潘金莲。

这个观念就大有毛病了,因为婚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包括我们的身体与财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不考虑未成年人),我们有权独立支配自己的身体。秦玉河这个观念实际上是站在一个支配者的角度,来管制别人。这才是我们要转变的观念。

《我不是潘金莲》里的市长感叹:一个女人的思想疙瘩,怎么就这么难解决呢?从《秋菊打官司》到《我不是潘金莲》,看似是一个女人的思想疙瘩在作怪,其实是一个社会的思想疙瘩在作祟,所以权威们建立的制度才会作痛。我们该怎么去转变观念,剔除这些思想疙瘩?在这一点上,张艺谋是高明的,因为他并没有那么“自以为是”地给出一个答案,只是将“秋菊的困惑”展现在给世人看,让世人自己去思考。像易卜生写《娜拉》,他只需要写娜拉怎么走,为什么走,至于娜拉走了之后如何,就留给别人去斟酌了。

换个角度想一下,如果政府真的改变处理方式与态度,秦玉河没死,李雪莲能摆脱“潘金莲”式的污蔑吗?我想,只要世俗观念没有转变,李雪莲仍然会是“潘金莲”。那怎么转呢?从1992年《秋菊打官司》上映,到2016年《我不是潘金莲》的热映。尽管依旧还是观念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24年,民众的观念在社会的急剧转变中发生了多大变化,到了最后甚至有人理解李雪莲,发生过性关系又如何呢?

秋菊是在90年代封闭落后的西北山村,李雪莲虽然也在农村,但是在相对开放发达的南方。显然,观念的转变最后还是来自于物质生活的转变和市场机制的推行。1992年恰好是市场经济改革真正开始的年份,在市场机制推行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公平交易、契约自由、人人平等等法治观念,然后推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本土旧观念的一砖一瓦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给替换掉了。

从《秋菊打官司》到《我不是潘金莲》,一个女人的思想疙瘩,其实是一个社会转变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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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Wendy

编辑 | Angie

分类 |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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