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温度的法律新媒体

美国历史上3次逆转结局的最高院异议

作者 | Casey C Sullivan,Esq

编译 | 马思琦

译文来源 | 智合法律新媒体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智合立场

在过去、如今、即将具有争议的案件中,谁输谁赢似乎显得并重要,因为人们的关注点早已转向那些“唱反调”的大法官身上。

一谈到美国最高法院,我们能感觉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异议的时代”。提出异议是那些有志完善立法和司法的人们的一个途径,例如斯卡利亚大法官傲慢犀利的行事风格,使其少数意见在判决中大放异彩。

但除了上述这样的效果之外,最高院的异议确实有其实际的效力,法律史学家Melvin Urofsky的新书《Dissent and the Supreme Court》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Urosky认为,异议对于一个国家完善其宪法对话的起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数年后,以法院自身的名义发表观点的时代将会终结。这里有三次历史上的案例来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Urosky解释道:美国最高院并不一直是一只野兽。回顾其226年的历史,最高法院在政策和判决先例中有过大量重要的举措,其中包括多年以来从个人权利到经济政策,再到奴隶制的转变。至少在一些转变之中,产生主要作用的是法院本身作出的异议。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不久之后,某一个异议便能为新的大多数意见奠定基础。

1
废弃“隔离但平等”的种族歧视

1896年“Plessy v. Ferguson”案和1954年“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


[ Plessy v. Ferguson案 ]

该案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案件,对此案的裁决标志着“隔离但平等”原则的确立。1892年6月7日,具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Home A. Plessy 故意登上东路易斯安那铁路的一辆转为白人服务的列车,而根据路易斯安那州1890年通过的相关法律,白人和有色种族必须乘坐平等但隔离的车厢。根据该条法律,Plessy被认定为“有色种族”遭到逮捕和关押,于是他将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告上法庭,指责其侵犯了自己根据美国宪法第13、14两条修正案而享有的权利。但是Ferguson法官裁决州政府有权在州境内执行该法,Plessy最终败诉,以违反隔离法为名被判处罚金300美元。Plessy接着向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控告Ferguson法官的裁决,但该法院维持了Ferguson的原判。

1896年,Plessy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5月18日,最高法院以7:1的多数裁决: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并不违反宪法第13和第14修正案,因为“隔离但平等”并不意味着对黑人的歧视,而只是确认白人和黑人之间由于肤色不同而形成差别。

[ Brownv. Board of Education案 ]

该案其实是由发生于各地的多件诉讼共同组成的一个广泛称呼,这仅介绍Brown案的案件的事实。1950年代早期,Linda Brown是一位住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学生,当她尝试取得离她家较近的萨姆纳小学的入学许可时,却遭到托皮卡教育局案基于种族的因素驳回入学申请,原因是萨姆纳小学是一个只给白人小孩子读的学校。当时堪萨斯州的法律允许(但非强制要求),人口大于 15,000 的城市可以依据种族的不同而设置种族隔离的学校。1951年秋天,以爸爸Oliver Brown作为第一原告对托皮卡教育局提起集体诉讼,该诉讼由其他有同样背景的家庭(合Oliver Brown共有十三位家长及他们的二十位小孩子)一同参加,要求校区停止种族隔离的政策,主张种族隔离的学校已经侵害了Linda Brown依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保障的同等保护权。他们指出,尽管教育当局设置了隔离但“平等”的学校,但是这些措施实际上的目的是对黑人实施永久的次等待遇,只提供次等的设备与服务,以达成压迫黑人的效果。

地方法院引用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认为这些可见因素(tangible factor)的比较结果实质上平等,并不违反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同等保护权。该案最后上诉到最高院,当时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Earl Warren在完成判决之前基于本案对于美国社会变动可能带来的重要性,积极协调各大法官之间的意见,最后让九位大法官对于本案都能够达成一致,使得最高法院在本案(及其牵涉的法律原则)上具有绝对的拘束力。同时9:0的票数也表达了最高法院种族隔离方面采绝对反对态度的政治意涵,也因此接下来的所有上诉到最高法院的关于种族隔离争议的法律都被判决为违宪。

这是标志着异议成为主导之后判案逻辑的最具体的实例之一。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判决结果,显示其明确地放弃了最高院在Plessy v. Ferguson案中承认的“隔离但平等”原则。值得关注的是,Harlan大法官在Plessy v. Ferguson案中一个人持反对票,为这次的绝对反对奠定了基础。他宣称“按照宪法的观点,按照法律的观点,这个国家的公民并没有等级制度……宪法是不区分肤色的,它既不知道也不容忍公民的等级制度。”

2
贫穷的非死刑罪嫌犯也有律师权

1942年的Betts v. Brady案和1963年的Gideon v. Wainwright案


[ Betts v. Brady案 ]

1942年,Smith Betts因涉嫌抢劫被捕。在马州法院受审时他坚称自己是冤枉的,并要求法院为他提供一位免费律师,但遭到法官拒绝,理由是此案并未涉及死罪。由于没钱请律师,Betts只好自我辩护,但因缺乏法律知识和庭辩经验,他无法在法庭上令人信服地自证清白,结果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Betts不服判决,写了一份请求联邦最高法院颁发调卷令(Writ of Certiorari,在英美普通法系,当下级法院的判决受到异议时,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下令要求调阅有关案子卷宗的命令)的申诉书,希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出面干预,保护州法院系统贫穷被告人的联邦宪法权利。

支持派认为:各州公民的律师权是每一位美国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州法院拒绝向非死刑罪嫌犯提供免费律师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6修正案,而第6修正案关于被告律师权的规定应成为第14修正案关于各州应遵循的“正当法律程序”的一个组成部份;反对派则认为:向非死刑罪嫌犯提供律师将会导致各州纳税人负担过重,第14修正案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中没有也不可能包含州法院应向贫穷被告免费提供律师的含义。最后,反对派占了上风,最高法院以6比3三票之差驳回了Betts的上诉。

[ Gideon v. Wainwright案 ]

ClarenceE.Gideon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市的一个白人穷汉,只有初中文化水平。1961年,他因涉嫌闯入一家台球厅兼小型旅店行窃而被捕。6月,州地方法院开庭审理Gideon案。开庭前,法官按常例询问原告和被告是否已做好出庭准备,Gideon回答说:本人一贫如洗,无钱请律师,所以毫无准备。接着,Gideon顺水推舟要求法官为他提供一位免费律师。而另一位法官则说:根据佛罗里达州的刑事诉讼法,州法院只为那些被控死罪的穷人提供律师,由于目前控方对被告的指控离死罪远了去了,所以法庭不能向他提供免费律师。最后Gideon自己担任起了自己的辩护律师,然而斗胆自充律师的Gideon只是个初中生,根本就不是检察官的对手。最后,陪审团判决Gideon有罪,对其判处量刑范围内最重的刑罚——5年监禁。向州最高法院申诉无效之后,Gideon利用法律规定的穷人免费申诉特权,在狱中用铅笔给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写了一份“赤贫人申诉书”。

收到Gideon的上诉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Earl Warren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最高法院很快决定立案审理,案子称为“Gideonv. Wainwright”(Wainwright是佛罗里达州监狱的监狱长)。1963年3月18日,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全体一致裁决:律师权属于公平审判的最基本内容,应当纳入宪法第14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之列。Black大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理智和思维要求我们认识到,在我们抗辩式的刑事审判体系中,任何一个被指控的人如果因贫穷请不起律师,就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除非法院给他指派一个律师。对我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Black法官的结论是:“在刑事法院,律师是必需而非奢侈。”

在60年代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大法官们已注意到1942年Betts案判决的严重弊端,意识到贫穷被告在美国司法审判程序中缺乏平等保护的严重问题,多年以来,最高法院一直在寻找适宜的机会修正这个歧视穷人的判例。在Betts v. Brady案中,当贫困的被告方面临州起诉的时候,最高院拒绝由国家机关为该被告指定律师,因为最高院规定,公平审判权不需要在所有案件中都体现,何况这里仅仅是一宗抢劫案。Black大法官表示异议:“实践不可能和‘一般的基本的关于公平和权利的理论’达成一致,这只会增加无罪的人被指控有罪的危险,而原因仅仅因为他们贫穷。”21年之后,Black大法官在Gideonv. Wainwright案中,一致否决了Betts案,被告即使贫穷如今也能在审判中能够更好地主张权利了。

3
同性恋行为属于宪法隐私权保护范围

1986年“Bowers v. Hardwick” 案和2003年“Lawrence v. Texas”案


[ Bowersv. Hardwick 案 ]

1982年8月,亚特兰大警察去Hardwick家,无意中发现他与另一男子在卧室里进行“反常”性交,于是将他们逮捕。Hardwick在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的协助下,申请要求宣布乔治亚州的“反鸡奸法”违宪。在地方多层法庭系统争执不休的情况下,1985年,乔治亚州检察长Bowers向最高法院申请复核。

最终,联邦最高法院以5:4裁定佐治亚州对同性性行为进行惩罚的鸡奸法合宪。法院表示不希望逮捕参与私人性行为的人,即承认同性恋鸡奸是其基本权利。Blackmun大法官反对将这作为一项隐私权,还认为不应当给那些沉迷于同性性行为的人定罪。Steven大法官表示异议,它否定了道德谴责足以支持一部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这一观点。最终,异议者获胜。

[ Lawrence v. Texas 案 ]

本案发生在1998年的美国德克萨斯州,John Lawrence与Tyron Ghana两人都是同性恋,在一次误报警时,被警察发现在公寓里进行性行为。由于德州的同性恋行为法律规定同性性行为构成了C类轻罪,警察逮捕两人,指控他们犯有鸡奸罪,带回了警局。

2003年6月26日,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案进行宣判,以6:3的较大优势撤销了德克萨斯州的同性恋行为法。大法官Kennedy撰写了多数意见,猛烈抨击了Bowers案判决,认为德州的法律缺乏合法的公共利益基础,州政府无法为自己侵犯公民私生活和亲密关系的做法提供正当理由,也无法举证成人间基于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因此,最高法院推翻此案,维持了17年的Bowers案判决寿终正寝,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纳入了宪法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全国范围内的鸡奸法也因Lawrence 案变成了一纸空文。

20年不到之后,最高院在Lawrence v. Texas案中推翻了Bowers案中的观点。在此Kennedy大法官认为最高法Steven的观点不应当被主张。他写到“当Bowers提出这一观点时,他就错了,如今也不正确”。

4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什么样的异议会作为将来否决最高法决议的依据?这很难说。不过接下来有几个案子确实值得关注,例如那些随时关注只顾财政利益的法庭监督者,希望看到Steven大法官的异议在Citizens United案中成为新的规范。而今年6月,Breyer大法官使得反对死刑的人们团结起来,召集大家质疑死刑的合宪性。另一方面,许多保守派的人希望看到Roberts法官关于奥巴马医改的意见被官方以“纯粹胡说八道”而被正式驳回。Roe v.Wade案的反对者常常倾听O’Connor大法官在阿克伦市生殖健康中心的异议,声称Roe的构思“显然是与其自身冲突的”。

在这些过去、如今、即将具有争议的案件中,谁输谁赢似乎显得并重要,因为人们的关注点早已转向那些“唱反调”的大法官身上。如果最终的趋势正如历史上所记录的那样,异议终将成为新的支持者观点的基础,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真理终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此,我们期待如果Urofsky在本书中的观点能够引起人们思考,那么越多的异议者成功修订宪法的对话,未来他们的异议被接受的可能性会更大。

如果你有一些想法,可以在后台留言,也可在下方评论,我会第一时间给你回复。

____________________

责编 | Wendy

校对 | 张恺茵

原文标题 | The Power of Dissent: 3 Times SCOTUS Dissents Ended up Winning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智合 » 美国历史上3次逆转结局的最高院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