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堂】Paul Goldstein:重构版权法(更正版)

原文标题 | 《Copyright on a Clean Slate》

作   者 | Paul Goldstein(保罗·戈斯汀)

翻   译 | 刘家瑞

译稿来源 | 智合法律新媒体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智合立场

关于《Paul Goldstein:重构版权法》一文的更正说明

因为编辑的失误,在刊发Paul Goldstein教授的《重构版权法》一文时,误删了其中两段段末的部分文字,分别是——

1、正文第十一段,最后一句话的完整版应为“如果从版权赋予权利人排除他人使用其作品独创表达的对世权的角度来说,这种意见理论上也许没错(但是我很好奇,这些批评者中有多少人,会将同样具有排他性的不动产和动产权利形容为垄断)。”

2、正文倒数第四段,最后一句话的完整版应为“社会公德的建立往往是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过程,这在版权上更是如此。”

由此造成文章专业性和流畅度的减损,对作者Paul Goldstein教授,及译者刘家瑞教授深感抱歉,万望见谅!

新技术发展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的影响版权法,要求法律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新结构。1909年录制音乐(最早为自动钢琴纸卷)引发了这样的法律变革;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无线电、电视、有线电视,以及卫星技术主宰了版权法的发展;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轮到私人复制;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换成电脑;而十多年过后的现在,互联网正在考验着版权市场和版权法。

正是版权法与互联网的邂逅,引发了我所倡导的全面重构版权法。重新审视版权的原因之一在于,互联网前所未有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为信息和娱乐的传播构建了活跃的市场。现行版权法中一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大量次优管制手段,实质上针对的是市场交易问题,而互联网光明的一面使得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成为可能。当然互联网也有黑暗的一面,那就是网络上出现的几近完美但未经授权的版权作品复制和传播。在这一点上,我们也需要新型的版权法,更为简洁和清晰,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才有可能将上述使用置于版权法之下。因此我们的重构也将解决互联网黑暗面。

最近有两个学术项目致力于版权法的重构,一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Pamela Samuelson教授发起的版权原则项目 (CPP)[1],另一个为旨在促进欧洲版权法融合和最终统一的Wittem 集团的欧洲版权法典 (Wittem)[2]。我会随后提及这两个项目的具体方面,这里只想指出我的思路与他们在路径和方向上都有所不同。CPP和Wittem项目重在提出具体条文的变更,而我则重在倡导版权架构上的变革。CPP和Wittem项目建议的条款比现行立法还要多,我所提倡的原则一旦付诸实现,将大幅删减现行版权法。

虽然我对版权变革的视角比CPP和Wittem要更宽一些,但是我们之间的一些隐含前提大体上相同。首先,就投资和组织文学艺术作品的生产、发行和消费而言,私人产权规则优于其他规则。其次,我认为现有国际公约中的基本原则,尤其是被纳入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议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3],将继续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立法活动进行约束。

以下为重构美国版权法时应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

版权法应当促进版权贸易。市场,尤其是版权市场,要求产权的划分和交换流畅而活跃,版权人和被许可人通过交易将版权作品付诸于最优化的使用。小说家缺乏对自身作品进行投资、编辑、推销的时间、技巧和资本,所以通过许可出版社来运作这些事宜。但这仅仅是权利细分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完整的方案将包括把书籍改编为电影、续集、电视剧、电子游戏、儿童玩具、午餐盒,最后功德圆满的将电影又再次改编为小说。

版权贸易不仅要求可便捷分割和转让的权利,而且需要有关这些权利的信息—谁为权利人,如何查找权利人,他是否许可如何许可。而现有版权法下的公告和登记义务恐怕连最基本的要求都很难达到,公告内容寥寥无几,登记信息内容也往往陈旧过时。即使伯尔尼公约允许我们恢复这些形式要求(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要求已成过眼云烟。[4]

然而数字技术最大的优点之一,正是可以极小的成本在版权作品中植入数字标识,不仅能够识别原所有者,而且可以通过即时更新的方式识别在世界上每一个市场中的每一个细分权利的现在所有者。植入这种标识所带来的收益,完全可以超过其低廉的成本。这在法律上并不复杂,类似于现在版权法17章1202条下的版权管理信息完整性条款就足够。[5]

对于随处可见的所谓无主作品,只要潜在的用户能以合理成本联系到版权人,版权人往往会乐于许可其作品使用。美国版权局在2006年提出立法方案,提出如果用户合理的努力寻找版权人但无法找到,可以适当减低其赔偿额,并且鼓励版权人建立有效和方便的版权信息库。[6]比版权局的建议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也许存在,但很难符合伯尔尼公约的规定,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上版权局的建议。

如果说降低交易成本是为了给版权贸易润滑,排他权则是版权贸易的驱动力。这里引出了我们的第二项原则:版权法应该将排他权延展至每个有价值的角落,除非交易成本或者对基本政治、社会或文化价值造成的损害会超过市场转让所产生的利益。对于交易成本,以及社会和政治价值等因素,我会在第三和第四项原则中进行解释。

这里我将侧重于评论这个基本原则的反对意见。学术界内外的版权反对者的各种反对意见并不难预见,但他们的出发点各有不同。版权对于有些人来说,本身就是应该不惜代价加以限制的有害垄断。如果从版权赋予权利人排除他人使用其作品独创表达的对世权的角度来说,这种意见理论上也许没错(但是我很好奇,这些批评者中有多少人,会将同样具有排他性的不动产和动产权利形容为垄断)。

关键点在于,版权作品的丰富性和可替代性非常强,从而系统性地将版权产品推向竞争价格。例如,由于读者的时间和财力有限,《阿尔加夫地区养猪指南(Pig Farming in the Algarve)》必然和Jonathan Franzen的最新力作形成竞争,Franzen与其出版商也必须与大量的模仿者和借鉴者竞争,以及与网络上大量合法免费读物竞争。如果说我对于现在和未来娱乐大环境下的价格有什么顾虑,那就是作品的价格正在逐步下降并趋向于零,这对于现在动则千万美元投资的大制作电影来说将是非常恐怖的前景。

另一些人则反对权利扩展抵消某些抗辩,例如首次销售原则,即允许你将自己购买的书籍再次阅读,再次出售或者出借,而不需要再向版权人支付分文。[7]习惯成自然,尤其是免费习惯,取消首次销售原则,必然会导致有些受众会因为差别定价而多支付费用。但是其他部分受众将少支付费用。如果Lady Gaga粉丝每听一次Fancy Pants都要支付5美分,这是否一定比支付99美分获得永久下载更糟糕?不一定,尤其是99美分下载选项仍然存在,现实中也大体如此。

现在让我们回到交易成本上。如果作品使用许可仅需要支付5美分或者更少,那么确保许可交易的成本必须控制在更低。所以第三个原则为:版权法应该促进而不是阻碍降低交易成本的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国会促进降低交易成本创新方法之一恰恰是把权利扩展到任何版权作品能产生价值的角落,无论交易成本如何。例如,1914年,作曲家和出版商组织成立了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ASCAP),对餐馆、剧院、舞厅和其他场所表演的协会成员作品进行许可,并收取分配费用,而这些场所往往过于狭小和分散,权利人独立收取表演费很可能得不偿失。[8] 但是5年前国会在审议1909年法案[9]的时候,如果像它现在面对高交易成本时经常做出的反应那样,为这些分散的表演行为建立一个豁免或者强制许可,那么ASCAP的命运将会如何?作曲家和出版商还会有什么动力来建立集体管理组织,来降低交易成本,并且按照其作品的真实价值提供许可?

如果国会或者法院为某种本需许可的行为草率的创设豁免条款,交易成本方面的创新,例如ASCAP这样的机构,或者例如数字化小额支付等技术手段将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权利人没有任何动力对这此进行投资。在现今版权法中,价格管制和错综复杂的强制许可规则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根据我的统计大概在188页中占了80页之多。其中有些规则(即便不是大多数)创设之初所针对的交易成本早已不存在,他们也应该相应的退出历史舞台。

在去掉1976年版权法超过五分之二的违反经济规律的内容之后,是否还需要增加些内容呢?的确如此,不过首先需要再去掉五分之一左右的内容,即那些基于交易成本顾虑而设立的豁免,例如在小型商业场所里的表演[10]和出于推广目的在销售场所进行的表演[11]。这同时也意味着删除基于交易成本顾虑而适用的合理使用规则,例如最高法院在Betamax案对家庭录制行为的版权责任豁免[12]。对于这些豁免,我建议用一句话的条款来代替,如果交易成本现在仍会阻碍版权许可的协商,则相关行为可以免除侵权责任;但如果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已经将交易成本降低到可接受程度,该免责就将终止。还有什么动力比这更能将投资吸引到交易成本创新之上呢?

此外,我不同意CPP提出的“非商业使用豁免”,以允许“为私人或个人使用目的复制、表演或传播,在家庭或朋友间小范围传播,或其他不会对版权人造成商业损害的有限使用方式”。[13] 反对的理由之一是,该豁免违反了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及其少量豁免的规定,也不符合TRIPS协议第13条规定。[14] 即使不考虑公约义务,该建议也不是一个好政策。无论未来的娱乐和信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音频和视频点播会占据很大一部分(即使不是大部分)在非商业和私人场所对版权作品的使用。如果将这些所谓的私人的、非商业使用豁免于版权许控制之外,就等于在权利人传统公开市场萎缩的时候,将权利人又排除在对其最为重要的新兴市场之外。

版权可通过合理成本控制某个使用,不必然会推导出版权应该控制该使用。所以第四个原则为:如果对基本政治、社会和文化价值造成的损害超过版权交易所带来价值,那么版权的排他性不应扩展到该领域。

版权法下的公共利益豁免通常是内生的;合理使用原则下调侃的抗辩就是一个例子。[15]但是这些豁免的设置经常也出于另一点:为了解决交易成本问题。例如,版权法第110(1)节下对于面对面课堂教学中对版权作品的表演行为的豁免[16], 体现了社会对教育价值的认同(尤其是该价值不需要由纳税人来支付的时候)。然而,该豁免也明显是为了避免课堂教学过程中临时进行许可谈判所产生的成本。

对于这些混合动机的豁免规则,我建议先排除交易成本因素,然后再与对待调侃和其他公共利益豁免规则一样,看看他们仅凭借公共利益支撑是否还能成立?就此而言,我相信理性的评论者不会反对110(1)条款对非商业目的课堂表演豁免。但是涉及到110(6)条款对农贸市场中表演行为的豁免[17]以及110(10)条款对兄弟会表演的豁免[18],反对意见则可能大量出现。

公共利益不像交易成本有比较明确的计算方式,但仍然有规律可循,其他国家的版权法提供了很多素材。Wittem项目在建议中列举了若干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豁免的例子,例如报道时事新闻,又如为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目的建立的非商业档案。[19] 那么公共利益豁免的边界究竟如何确定呢?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议就是最好的标准,各国法律中例外的正当性必须以此为准绳。[20] 此外国际准则也在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演变,我相信国内法如果对伯尔尼公约有些略微的擦边球,也不会引起太多的异议。

在起草新版权法时对公共利益给予特别审慎和善意的对待,其原因也在于,当代版权法要起到应有作用,必须获得公众的尊重或至少是默许,为公众所理解的合理使用提供豁免是唯一的方法。所以第五个也是最后一项原则为:版权法应该促进对版权的尊重。

互联网所催生的社会改变之一,就是使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版权侵权者。重构版权法意味着,最好的版权法应当具有显著的自我遵守效果,正如不动产法所具有的自我遵守效果。行人通常不会为了走捷径而穿过陌生人的土地,土地所有者一般也不会反对行人为了让开失控的汽车而暂时躲避。如果版权法的边界想要获得公众的尊重,那么它的边界本身应该值得尊重。这就意味着,正如我之前所建议的,我们应该把豁免限制在无法避免的交易成本和公共利益的情形下;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将日益增长的不受保护的事实、数据、思想以及其他创作所需的基本要素向所有人开放。

我理解对于不动产的类比有很大的争议。有些版权支持者主张版权与不动产完全相同、必须同等对待,这其实对公众了解版权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该观点不仅错误的理解了不动产,而且错误的理解了版权,它违背了适用于信息和娱乐的产权规则所涉及的道德和经济常识。

如果移除了不动产法的无形藩篱,市中心的地块将立刻占满了动作快和力气大的。但是即使打开那些最有价值作品的版权大门,如Lennon和McCartney的音乐作品集,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可以同时欣赏这些作品,而不会相互干扰。经济学家认为信息是非竞争性产品,所以获取信息的价格应该为零。当然,版权背后的理论为,如果没有排他权,这些产品不能以足够的数量和质量来生产,从而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这正是当代版权的悲剧所在,信息和娱乐的公共产品属性,造成用户认为他们的使用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使得版权的自我遵守成为难题。社会公德的建立往往是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过程,这在版权上更是如此。

对于如何促进人们对版权法的尊重,存在着一些审慎的方案。除了上述提及的方案,我还要加上Jessica Litman教授简化立法的建议。[21]此外,为了提升对版权的公众认同度,我认为法院应该采纳大陆法系的滥用知识产权理论,如果排他权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超出作者合理的经济利益,法院应该对此拒绝版权保护。如果美国版权法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能接受权利滥用理论,就可能有效避免某些大型软件开发商通过对电脑程序中几段毫无意义的代码主张版权,阻止竞争者开发兼容的配套产品和竞争产品。为了消除这种企业策略而做出的长期艰苦努力,引发了美国学术界第一次对版权法的广泛抨击,这绝非偶然。[22]

我对版权法的最后一点建议是,它应当建立完善的确保署名权和作品完整权的精神权利,以符合伯尔尼公约的要求。[23] 我认为如果国会给予作者足够的尊重,给予他们在其他文明国度都可以享受到的名誉权利,那么国会就也能够赢得这个国家的消费者对版权保护的尊重。

本文正好可以在这里收尾。正如您已经了解到,本文建议的版权法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简洁的。根据我所提出的原则起草的版权法,在篇幅上将更接近我国1790年制定的一共三页纸的首部版权法,[24] 而不是现在这个庞然大物。在这项任务的中心,还有比作者本人更值得镌刻的吗?还有比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在170多年前的英国下议院讨论版权期限延长时提出的问题更好的吗?Macaulay以Johnson博士为例问道,“建议的权利能否给Johnson带来喜悦?是否激励他的创作努力?能否在中午前把他从床上拽起来?”[25] 还有比这些问题更好的开始吗?

注释:

1、Pamela Samuelson et al., the Copyright Principles Project: Directions tor Reform, 25BERKELEY TEGH. L.J. 11t5, 119t (2010).

2、TheWittem Project, European Copyright Code 5 (Apr. 2010)http://www.copyrightcode.eu/Wittem_European_copyright_code_21%20april%202010.pdf.

3、Agreement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ts. 2–3, Apr. 15,1994,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nex 1G,1869 U.N.T.C. 299 [hereinafter TRIPC Agreement].

4、See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art. 5,Sept. 9, 1886, done July 24, 19t1, 25 U.C.T. 1341, 828 U.N.T.C. 221[hereinafter Berne Convention].

5、“Noperson shall knowingly and with the intent to induce, enable, facilitate, orconceal  infringement—(1)  provide copyrigh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hat  is  false, or

(2) distribute or importfor distribution copyrigh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hat is false.” 1t U.C.G. §1202(a) (2006).

6、REKICTEROF GOPYRIKHTC, U.C. GOPYRIKHT OFFIGE, REPORT ON ORPHAN WORKC 11–12,t2n.21t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copyright.gov/orphan/orphan-report.pdf.

H.R. 5439, 109th Gong.,embodie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Copyright Office’s proposal. Orphan WorksAct of 2006, H.R. 5439, 109th Gong. § 2 (2006).

7、See 1tU.C.G. § 109(a) (2006).

8、PAUL  KOLDCTEIN, COPYRIGHT’S  HIKHWAY 54–61 (rev.  ed. 2003).

9、Act ofMar. 4, 1909, ch. 320, 35 Stat.  10t5.

10、17U.C.G. § 110(5)(B) (2006).

11、17U.C.G. § 110(t) (2006).

12、See ConyGorp. of Am.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Betamax), 464 U.C. 41t, 442, 44t,456 (1984).

13、Samuelsonet al., supra note 1, at 1212–13.

14、BerneConvention, supra note 4, arts. 9(2),  10;  TRIPC Agreement,  supra  note 3, art. 13.

15、SeePAUL KOLDCTEIN, KOLDCTEIN ON GOPYRIKHT § 12.2.1.2 (3d ed. 2011).

16、17U.C.G. § 110(1) (2006).

17、17U.C.G. § 110(6) (2006).

18、17U.C.G. § 110(10) (2006).

19、TheWittem Project, supra note 2, ch. 5, art. 5.2(1)(a), 5.3(1)(c).

20、TheWittem Project’s European Copyright Code makes its comparable exemptions turnon their “minimal economic significance,” a narrower conception than“noncommercial use” that would, for example, encompass “the making of a back-upcopy of a work by a person having a right to use it and insofar as it isnecessary for that use.” Id. art. 5.1(1). Berne defects may nonetheless existin the European Copyright Code, too. See Jane C. Ginsburg, European CopµrightCode—Back to First Principles 21–25 (Columbia Law Sch. Pub. Law B Legal TheoryWorking Paper Grp., Paper No. 11-261, 2011), available at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t4t148.

21、SeeJessica Litman, Real Copyright Reform, 96 IOWA L. REV. 1, 33–34 (2010).

22、SeeJONATHAN BAND B MACANOBU KATOH, INTERFAGEC ON TRIAL 98–108 (1995).

23、SeeBerne Convention, supra note 4, art. 6bis.

24、Act ofMay 31, 1790, ch. 15, 1 Stat. 124 (repealed 1831).

25、THOMASBABINKTON MAGAULAY, A Speech Delivered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the 5th ofFebruary, 1841, in MAGAULAY: PROCE AND POETRY 731, 736 (K.M. Young ed.,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70) (1952).

你同意作者的观点吗?请在后台留下你的声音,或者在本文下方留下你的评论,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____________________

责编 | Wendy

编辑 | Angie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智合 » 【名人堂】Paul Goldstein:重构版权法(更正版)

评论 抢沙发

评论前必须登录!

 

This site is protected by wp-copyrightpro.com